桓玄与远法师书曰：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谕，一代大事，不可令其体不允。近与八座书，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当行之于事，一一令详遣，想君必有以释其所疑耳。王领军大有任此意，近亦同游谢中，面共咨之，所据理殊，未释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答曰：详省别告，及《八座书》，问沙门所以不敬王者意，义在尊主崇上，远存名体。征引老氏，同王侯于三大，以资生运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寻其源，咸禀气于两仪，受形于父母，则以生生通运之道为弘，资存日用之理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据，贫道亦不异于高怀。求之于佛教，以寻沙门之道，理则不然。

　　何者？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

　　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餐者哉？

　　檀越顷者以有其服而无其人，故澄清简练，容而不杂。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诚，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复开出处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则虚襟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矣。若澄简之后，犹不允情，其中或真伪相冒，泾渭未分，则可以道废人，固不应以人废道。以道废人，则宜去其服。以人废道，则宜存其礼。礼存则制教之旨可寻，迹废则遂志之欢莫由。

　　何以明其然？夫沙门服章法用，虽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则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则礼失其用。是故爱夫礼者，必不亏其名器，得之不可亏，亦有自来矣。夫远遵古典者，犹存告朔之饩羊。饩羊犹可以存礼，岂况如来之法服耶？推此而言，虽无其道，必宜存其礼。礼存则法可弘，法可弘则道可寻，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军、国异容，戎、华不杂。剃发毁形之人，忽厕诸夏之礼，则是异类相涉之象，亦窃所未安。檀越奇韵挺于弱年，风流迈于季俗，犹参究时贤，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废言。

　　贫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尽，情之所惜，岂存一己苟吝所执？盖欲令三宝中兴于命世之运，明德流芳于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长沦，如来大法，于兹泯灭，天人感叹，道俗革心矣。贫道幽诚所期，复将安寄？缘眷遇之隆，故殚其所怀。执笔悲懑，不觉涕泗横流！（沙门不拜俗事一）

　　又《高僧传》载答书曰：“夫称沙门者何耶？谓能发矇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按此即前篇，而文句多异。

　　桓玄重与书曰：知以方外遗形，故不贵为生之益。求宗不由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又云：“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来言，理本无重，则无缘有致孝之情；事非资通，不应复有致恭之义。君、亲之情，许其未尽，则情之所寄，何为绝之？夫累著在于心滞，不由形敬，形敬盖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纵以形敬，此复所未之谕。又云：“佛教两弘，亦有处俗之教，或泽流天下，道洽六亲，固已协赞皇极，而不虚沾其德矣。”夫佛教（《弘明集》作“敬”）存行，各以事应，因缘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则为道者，亦何能违之哉？是故释迦之道，不能超白净于津梁，虽未获须陀，故是同国人所蒙耳。就如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谓宣教者，所可拟议也。来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滞，而谬情理之用耳。（又见《全晋文》一百十九，引沙门不拜俗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