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美景桃花源____赵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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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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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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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原型在哪里？至今未有定论。1995年，香港《大公报》刊登题为《众里寻她千百度，桃源究竟在何处》一文指出：“中国大陆有"桃花源"十二处，皆查无根据”。
此话不假。这位作者所到达、所了解的十几处桃花源或以“桃源”自名，确实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根据了。
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考证真正的“桃花源”在北方，而不在南方。他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既有寓意又有纪实，作者“写此记时，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桃花源记旁证》专就其中“纪实”的部分，论证晋南北朝时代的难民入山、坞堡组织的情况，并进一步证实，真正的“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在今河南或陕西和山西西南部一带），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然而若要具体到弘农、上洛，陈寅恪先生就有不少疑问无法自圆：避兵入山或坞堡组织内的生活是否如“桃花源记”所述？源于南方的“桃花源故事”能否移来推想北方弘农地方的坞堡？逃亡入山，究竟是逃避兵乱还是逃避服役等等？自有不少可推敲、可质疑的地方。但至少“桃花源”在北方的论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桃花源的原型究竟在北方什么地方？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作分析，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也不是神灵的赐予或某种超然物外的“绝对理念”的表现，同样是客观现实在他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桃花源应当是有其原型或模特儿的。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作一番考证和分析。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公元422年，那年他58岁，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内部互相倾轧，连年混战，老百姓或战死于沙场，或饿死或逃亡，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人们诅咒战乱，诅咒君权吏虐，诅咒苛捐徭役，渴望能有一方安居乐业的净土，这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他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这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原因。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真正创作缘起应该与慧远大师有密切的关系。慧远大师以“净土宗”为“果”，而陶渊明以《桃花源记》作为“果”来回应。慧远大师与陶渊明的关系就是“净土宗”极乐世界与“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关系，就是佛教与儒教的关系。《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理想社会不可能是陶渊明亲眼所见的。可能是他“从慧远所闻、从庐山所见、从田园所感”糅合而成的产物。
所闻：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相传慧远大师结白莲社时，豪门显宦出身的谢灵运要求加入，被慧远婉拒，而他同时又亲自写信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听说白莲社戒酒，回信说：“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焉。”慧远居然破例备酒相迎，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很远。然而这只是佛教对儒、道的宽容，而在关键时刻，陶渊明却不能与佛教同道。
从慧远集结刘遗民等123人在庐山建斋立誓共期死后往西方净土时，刘遗民多次招劝陶渊明入庐山皈依佛教，而陶渊明作《和刘柴桑》诗以未忍割舍亲旧婉拒其招劝，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是不信佛的。因此，传说的“虎溪三笑”也只是佛教对儒、道的包容，而不是儒、道对佛教的包容。既然如此，儒、释、道三家在一起会有共同语言吗？“虎溪三笑”发出的是真诚和谐的笑声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山水文化。东晋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山水觉醒的时代。而慧远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慧远年轻时亲自在家乡雁门开辟的说法道场——白人岩，这成为陶渊明“虽不能去，心向往之”的圣地。
所见：庐山有个康王谷，为庐山最大之峡谷，长12公里，向东北伸入庐山内腹，康王谷有个桃花源，雾绕云遮，桃林沿溪、小桥流水，田园阡陌、村舍俨然。陶渊明去东林寺与慧远大师交往必经康王谷。因此，他对康王谷中的地理环境，风情史传十分熟悉和了解。而这里的地理环境和风情史传又同《桃花源记》的意境很相近，因此有人说，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知慧远大师讲述的“白人岩”在陶渊明心中形成烙印在先，康王谷所见在后。还有康王谷只是自然环境的形似，却并没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神似。我们知道，全国有30多个地方都在“据理力争”为桃花源的原型，比如湖南湘西常德桃源县；四川酉阳县桃源洞；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武夷山有桃源洞；江苏泗阳有桃源驿；安徽也有桃花源；浙江天台亦有桃源洞；山东曹县有桃源集；湖北竹山县武陵峡桃源村，还有云南、贵州乃至东北也有以桃源命名之所在。真可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然而真正神似的却没有。
所感：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不可否认，在庐山，陶渊明与佛教徒的思想论争一直存在。陶渊明《和刘柴桑》《形影神并序》是回应或包含回应庐山佛教的文献。但隐居田园后，慧远、周续之他们讲述的雁门白人岩“仙乡”景色以及庐山康王谷的桃源美景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结合自己家乡田园生活悠然自在的乐趣，三者共同孕育出一个美好社会的胚胎，公元422年，也就是慧远圆寂6年后，陶渊明笔走龙蛇挥就骇世杰作《桃花源记》。陶渊明以小说笔法描绘田园理想，以表述他对田园的深情与思考。《桃花源记》，以人间性、道德性的社会理想回应超生死、超自然的净土理想。但是，在文化因素，陶渊明并不排斥来自佛教的启发影响、借鉴作用。陶渊明创造桃源社会理想，即是承受了佛教净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思想，涵有念佛修行以净化人心世道的意义，此则与《桃花源记》的思想并不矛盾。
因此，《桃花源记》应是陶渊明站在儒家的立场，以雁门白人岩、庐山康王谷、与家乡田园完美结合而产生的。而它的最早原型或者说“根”却在山西代县雁门关附近的白人岩。
佛菩萨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在最需要佛法的边关战场，人们渴望的“世外桃源”白人岩诞生了。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净土祖庭白人岩就在兵家必争的古战场雁门关附近，雁塞亦有桃花源时，你一定不要惊奇。正如代表佛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世外桃源”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就在充满血腥味的战场的边缘。或者，更进一步说，就在人们心中。只不过，陶渊明不信佛，而把其“形”移植到江南田园罢了，而其“神”仍在与雁门关近在咫尺的白人岩，这里才是寓意和写实相结合、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