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是著名的佛教高僧，是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领袖。而桓玄则是东晋政治中的风云人物，并一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整个东晋的朝廷，并颁布了一系列对佛教不利的政令。为此，慧远大师曾多次写信从理论上维护佛教的地位，他们二人的交锋反映了宗教对王权的抗争。桓玄的政治权力意味着他可以通过一纸政令就让佛教遭受灭顶之灾，而慧远大师的辩护却有理有据，又使得桓玄无法为所欲为。仔细考究二人的交往论辩，对了解魏晋时期佛教与世俗政权及儒、道文化的关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一次——对话

　　慧远与桓玄的第一次对话是在庐山。当时桓玄还是一个略有势力的军事将领，他在征讨对手殷仲堪的时候，路过庐山。因为慧远大师在当时已经名闻天下，而且曾经与殷仲堪在庐山有过交往，所以桓玄很想见识见识，其实也是想利用慧远大师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以为自己是个将军，很了不起，所以，下命令让慧远大师出虎溪来迎接他，其实隐含着要责问慧远大师与殷仲堪的关系，想以此来威吓大师。慧远大师面对这样一个乱世军阀，没有半点畏惧之色，托称自己有病而坚决不出山去迎接他。这时桓玄并不死心，于是想亲自上山来给慧远大师一个下马威。据《高僧传》的记载，这个叱咤沙场的将军一见到慧远大师，立即就被大师的威严给镇住了，主动向法师行礼。在气势上就输了一招。但既然来了，总不能如此灰头土脸地回去呀？所以，他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问难拿了出来。他问慧远大师：“不敢毁伤，何以剪削？”这是《孝经》里面的话，《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思是人的身体，头发等都是父母给的，不能随便损伤。以此来质疑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发。但他不知道慧远不但是佛学大师，也是儒学大师，小的时候就对四书五经等经典通达无碍了，因此，慧远大师毫不犹豫地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连桓玄自己也不得不称赞此答为“善”。

　　这一次对话，一下子把桓玄镇住了，准备好的其他问题统统被吓回去了。相反，他见慧远大师如此厉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想求大师帮他“算算命”，帮他看看这次出征能否胜利。佛教是最反对乱用神通的了，而且佛家以慈悲为怀，杀生为第一大戒，怎么能评论战场之事呢？因此慧远大师并不回答他的问题。但桓玄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无奈之下，慧远大师作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有些大胆的回答，他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无他。”也就是说，希望桓玄和他所征讨的对手都平安无事。当着一方主将的面，而说希望对方的主将也平安无事，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慧远大师的勇气来自于对佛法的坚定信仰，始终以慈悲不杀为本怀，即使自己会因此而有生命危险，也绝不向世俗的力量妥协。

　　因此，在这第一场对话中，主动出击的桓玄大败而归。不但没能借慧远大师提升自己的地位，反而让大师的严词厉语轰下了山。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师渊博的学识及刚正的精神，但也是因为桓玄在政治上还没有足够的势力，而当他取得政治权力的时候，强势者的天平就开始向他那里倾斜，他在博弈中就逐渐占据了主动。

　　第二次——论辩

　　这件事情没过多久，桓玄终于迎来了自己政治权力的顶峰，他通过一系列军事征伐，最终控制了东晋朝廷。而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慧远大师去辅佐他。据《高僧传》载：“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踰丹石，终莫能回。”据此来看，好像是经过第一次的较量，桓玄觉得慧远很厉害，是个人才，希望他能还俗来辅佐自己。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其中。因为桓玄刚刚控制东晋朝廷，外面还有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地位并不稳定。而慧远大师是当时的名士，而且与众多东晋的大族士人都有来往，在东晋的上层人士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慧远大师还俗做官，成为桓玄的幕僚，出谋划策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桓玄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因此，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圈套。慧远大师当然没有中计，而是写了封信，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慧远大师在信中说：贫道已乖世务，形权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虽复沐浴踞傲，奈疑结何。一世之荣，剧若电光。聚则致离，何足贪哉？

　　意思是自己出家，是想救度沉沦于六道的众生。在朝廷当官虽然挺威风，但能断得了烦恼么？人生短暂，有什么可贪恋的？这表明了大师出家修道的坚定信心。在这封信的最后，大师还不客气地把桓玄与魔王相比，说：“檀越信心，幽当大法所寄。岂有一伤，毁其本也。将非波旬试娆之言辞？”言外之意，如果桓玄一意孤行，那就是承认自己是个魔王。桓玄不但没得到半点便宜，还差点儿落了个魔王的称号，在与慧远大师的第二次交锋中又败了下来。但这次由于桓玄政治地位的提升，明显占据了主动的地位，他所针对的已经不单单是慧远了，而是整个佛教界。因此，慧远大师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言词显然比第一次要委婉一些。但二人的关系仍然是很紧张的，这从大师以楚厉王、波旬等形象来暗喻桓玄就可以看出来。从结果来看，大师并没有出山做官，可以说是在二人的交锋中又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远比第一次来得艰难、勉强。原因就在于桓玄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将领，而是东晋政权的实际控制者，这种世俗权力的增强，直接决定了其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慧远大师要想取得胜利，不但要有刚直不阿、一心向道的志气，更需要充分的理论基础作为其论争的基础，如果说权力是桓玄的砝码的话，那么儒释道三教的学问就是大师在博弈中的杀手锏。在之后的几次交锋中，大师就是在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在为佛教的生存作艰苦的论争。

　　第三次——论争

　　慧远大师与桓玄最激烈的交锋是关于沙门礼敬王者问题的争论。桓玄吸收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在理论上实在无法与慧远相比，因此，他将这个问题提出，分别给朝中的大臣，让他们分别阐述沙门礼敬的问题。表面看是让大家各抒己见，其实，就是收集沙门应该礼敬王者的论据，以弥补自己的理论不足。桓玄把这些意见收集上来之后，专门派人送给了慧远大师，让大师作答。

　　慧远大师在收到这些书信后，并没有马上作答。这也反映了大师的政治智慧，因为他知道，桓玄这个人并无意作理论的争辩，只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而且，面对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排佛者，理论上的争辩即使再精微，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慧远大师在等待时机，在等待着新的政治力量，这就是后来在南方建立宋朝的刘裕一系。元兴三年（404年）的时候，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开始举兵讨伐桓玄，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已经控制了建康朝廷，正在追击挟持晋安帝逃往江陵的桓玄。这时，桓玄手中虽还有部分军事力量，但其政治势力已经没有了，不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了。因此，慧远大师选择在此时发表他早已写好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沙门礼敬的问题做出全面的回应。这样，既可以表明自己与桓玄的对立关系，又可以赢得刘裕等人的支持，无形中就使“沙门不应礼敬王者”的观点成为讨伐桓玄的“统一战线”的共同原则。慧远大师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他巧妙地借助了政治派系的斗争，将自己放在桓玄的对立面，这样，就和刘裕等人是同一战线的人了。因此，既然沙门礼敬王者是桓玄提出的，而慧远大师提出了充分地理由对此进行了反驳，那么，慧远大师的文章自然就成了刘裕反对桓玄的又一有力的“檄文”，这样，沙门应该礼敬王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刘裕阵营的主张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桓玄败后，何无忌等人仍对佛教抱有敌对的态度，但他没有再就沙门礼教的问题进行争论，而是选择了相对不太重要的沙门袒服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大师恰当的选择《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发表时间所取得的成功。

　　奠定佛教的中国化

　　从这几次交锋的结果来看，慧远大师均赢得了胜利。但从其过程来看，却越来越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是缘于对手政治地位的提高、世俗权力的扩大，另一方面，还在于必须用大家所共同认可的道理来进行论辩。这就决定了慧远大师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论战的论据，而不能直接引用佛典。这显然是一系列不公平的博弈。但在宗教与王权的斗争中，这样的博弈规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从桓玄的一系列政令中，我们可以看到，桓玄其实是一个非常排佛的统治者，佛教能在这样的统治下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了与儒道相抗衡的地位，慧远大师的努力应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东晋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实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