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师早期经历与白仁岩禅寺

徐文明

慧远：（334—417）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对于中国佛教的形成贡献很大，对于慧远后期的史事记载颇多，但对于其早期经历则知之不多。古来传说，慧远曾经在家乡附近的白仁岩（在今代县西北）开山建寺，是以白仁岩禅寺成为慧远修道说法的第一道场。这种传说究竟有没有可能，今略加考察，以究其实。

一、慧远回到家乡附近传法的可能性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人。据《高僧传》，慧远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期嘉遁，因石虎去世，后赵纷乱，道途难行，故不获从。时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慧远乃与弟慧持往而归之，闻安公讲《般若经》，以为真吾师也，自此追随安公。兴宁三年（365），道安为避战乱南下襄阳，慧远随行，自此传法南方，再未践迹北地，是以若其开辟白仁岩非虚，当在永和七年（354）至兴宁三年（365）之间。

慧远入道受业之后，常欲总摄纲维，以弘扬大法为己任，因而励精好学，卓然不群，年二十四，学有所成，便就讲说，因而二十四岁之前为其早期求学阶段，既学业未成，便不大可能离师单独弘道，如此其归乡弘法当在升平元年（357）至兴宁三年（365）之间。

由于慧远早年一直追随道安，故其行迹与道安行止关系密切。据方广锠《道安避难行状考》，道安升平元年（357）至360年间在邺都（今河南安阳一带），360至364年间在濩泽（今山西阳城西南），慧远如果回乡传教，当在这两个阶段。

以往的史料都强调慧远此间一直追随道安，而道安又没有北上雁门的记载，如此则慧远没有可能在白仁岩弘法造寺。这段时间慧远确实主要和道安在一起，然而是不是一直形影不离，则需要讨论。

道安与师友同道共同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僧团，一个有组织的僧团对于弘法演教和互助共存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一僧团并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有分有合，随时变革。在道安一生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三次分头弘化。

第一次是在飞龙山（又作封龙山），据《高僧传》，道安与众人商议道：

“居靖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居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报佛恩。”众佥曰善，遂各行化。

如此道安一直以弘法化众为己任，其“独居山门”往往都是为了避难，而化众就必须分头行化，这样所化才能广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道安在南投襄阳的路上又进行了一次分化：

俄而莫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杨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人渡河。1

“教化之体，宜令广布”，这是道安的一贯指导思想，是以在符坚命众下襄阳时再一次采取分头行化的策略：

伪秦建元九年，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2

既然道安特别强调分别行化的意义，因而在此之前令慧远回乡弘化是完全可能的。另外方广昌在分析道安迁移到飞龙山的原因时指出：

有僧先在飞龙山，应该是道安迁移到飞龙山的重要原因。另外，打开地图便可以知道，飞龙山的位置离道安的家乡常山非常近。在道安时代，家族关系始终是人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当人们遇到困难，希求家族的帮助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或者也是道安考虑的因素之一。3

既然道安在选择居住地时会考虑到家乡与家族的因素，那么慧远在学业有成之后返回家乡传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白人仁岩在慧远的出生地的西北方向，距其家乡不过二十余里，为其家最近的一座灵山，风景秀丽，形势奇特。慧远回乡之后，来此“辟石为室，环堵为扃”，结庵而居，使之成为一个佛教道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白仁岩禅寺的历史和传说

白仁岩禅寺相传始建于东晋慧远时代，距今已一千六百多年，但山中现存的碑文最早的则是明朝正统年间所立的《重修白仁岩禅寺记》：

代郡西行三十余里则抵茹山，自茹山径入，又西行五里许则抵崞，亦代之属邑，其上有岩，名曰“白仁岩”，有寺名曰：“白仁岩禅寺”，实晋浮屠氏远公之所肇造也。有故碑可考：

首载其岩，风景秀丽，形势奇怪，高者则怖登，深者则骇瞰，险者弗能逾，危者弗敢仰：暨名葩异卉森列左右，珍禽驯兽往来飞走，与夫祥氛瑞霭舒卷于晨昏，岚光林影错映于上下，千容万态，倏忽变化，叹其难于形状也。次载远公，辟石为室，环堵为扃，所居之庵，松萝拥护；演法之台，鸟兽谛听，又有灵泉龙祠，每值岁旱，祈祷辄雨，神异之迹尤夥，管毫弗克尽其事也。终载其寺，楼观、台榭、殿廊、门庑、僧轩、厨库，绘塑之容，陶填之属，靡不悉备。

自时而后，虽有相继修葺，如僧慧开等，然历岁既久，迭遭兵燹，若其景物形胜，天造地设，产于开辟，固千载犹一日矣；至于远公经营之迹，残灭无余，所遗者荒芜之址耳。

迨夫圣朝，尊崇佛教，佑翊国度。于是江黄氏慧庵禅师，蚤投徒竺乾寺智原长老，为弟子三十载，道业既成，闻北有名山胜境，来游五台，观清凉福地，喜捐衣钵，并建千佛之殿。工完，见其寺僧烦杂，乃自谓曰：“兹非吾所宜居也”。遂舍去。来游圆果寺，见其迩于门嚣，复自谓曰：“兹非吾所宜居也”。又舍去。卒游白人岩之境，一睇其山，即曰：“吾所当栖老于斯矣”！

居无何，睹其故基，仰而叹息，俯而涕下，不忍听其毁败如是也。遂谋同僧友微庵，奋然发兴修之志，劳身焦思，不惮勤苦，遍历施主，化缘聚货，市材募匠，以举是役。远近闻之，咸贤慧庵微庵之志，自是趋事赴工者云集辐辏，故几岁之间，正殿、前殿、伽蓝、祖师庙并山门、禅堂、东西廊庑——周毕。观其栋宇宏壮，象貌尊严，金碧晃辉，黝垩芳菲，虽故所刻远公之功殆弗过也。

落成之日，请予记之。予既乐其山形奇伟，为一州之绝景，复乐慧庵微庵兴坠修废而事竟有成，是皆可书也，故弗辞而为之记。

时正统十年孟秋七月望日，本寺住持庵瑞云与然微庵同立石。

此碑题为“前大理寺少卿、中宪大夫、郡人、弋谦撰、承直郎、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郡人、贾郎书，从仕郎、代州判官、历城、崔铎专篆额”，于今仍存，信而可证，是白仁岩的重要文物。此碑明确指出白仁岩禅寺为东晋慧远所肇造，更为重要的是，还指出这一说法出自当时可见的一个古碑。

这一古碑首载白仁岩的自然风光，次载远公经营开辟之功，终载其寺当时的建筑详情。据此古碑，慧远开山时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营建，而是利用本来的自然地势和资源，辟石为室，环堵为户，所居的草庵松萝密布，说法的石台鸟兽成群，这些都表明只是草创阶段，几乎纯任天然，人工建造的成份很少。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因为慧远回乡时间不长，又处在战乱时期，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其中还提到灵泉龙祠，祈雨辄应，灵泉出自天然，龙祠则可能在慧远到来时就已经存在了。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此故碑究竟出于何时，从言其寺楼台殿宇等无不悉备的情况来看，肯定不是慧远初创时的景象，而是后世相继修葺的结果，因而此碑肯定是东晋以后之物。在历代修葺此寺的过程中，僧慧开可能做过很大的贡献，故特别提及他的名字。

历史上名为慧开的高僧不少，但根据现存的查到的资料，很难发现他们和白仁岩有何关系。据《高僧传》卷八法瑗传：

法瑗（409—489）“初出家，事梁州沙门竺慧开。开懿德通神，时人谓得初果。开谓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纲总末化，宜竞力博闻，无得独善’。于是辞开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值胡寇纵横，关陇鼎沸，瑗冒险履危，学业无怠，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业，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旁寻数论，外典坟素，颇亦披览。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1。

从法瑗的经历来看，他确实与慧远有关，可以说是慧远的法孙。因为他是道场慧观的弟子，慧观亦为远公门徒。他还入庐山修禅，得道生顿悟之旨，对于远公法要也肯定熟悉。他也曾北上燕赵，很可能到过代州。然而这些都无法证明其师竺慧开与白人岩的关系。法瑗师从慧开是在元嘉十五年（438）前，当时慧开还在梁州。慧开既然不让法瑗竞力博闻、四方游学，他自己是否也在后来游化各地，从而到达代州白人岩则不得而知，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找到实有其事的证据。

《高僧传》卷十一昙猷传还提到“时又有慧开，慧真等，亦善禅业，入余姚灵袐山，各造方丈禅龛，于今尚在”昙猷示灭于晋太元末年（太元二十一年为公元396年），慧开既与昙猷同时，则是与慧远同时甚至更早一些的高僧，且又在南方修禅，不大可能跑到雁门继慧远之业。

在历代“慧开”中，名气最大的是彭城慧开（469—507）。《高僧传》卷八法度传中提到“时有彭城寺慧开，幼而神气高朗，志学渊深，故早彰令誉，立年便讲”3。《续高僧传》卷六又有本传，言其姓袁氏，吴郡海盐人，初为宣武寺宠公弟毗子，从学《阿毗昙》及《成实论》，后入上京，住道林寺，听藏、旻二公经论，后移住彭城寺。从其经历来看，他一直在南方活动，根本没有到过北方。

《续传灯录》卷三十五还提到黄龙慧开，字无门，杭州人，为万寿崇观禅师法嗣，他也是主要在南方活动的禅僧，没有到过代州的记载。

总之，这位慧开可能是不见僧传的僧人，其主要贡献是修复白仁岩禅寺，其时代在明以前，远公开辟白人岩的传说在明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此说并非孤证，现存于慧远故里——今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的《重修楼繁禅寺铭有序》便提供了另一证据。其中提到“雁门之前三十余里，彼有古刹，其曰楼繁，即东晋匡阜远公法师□□之□故里也。比邻如岳，东近大方，南联滹水波涛，西径灵岩藏突兀，川平境秀，物胜地灵，到者息而谓罕有出其右者。世传昔有胜井，□水异常，□□□香，能愈□疾，四方瘵者，无不□求。偶于栏秀金芝，是日远公遂诞。托斯显瑞，则知公异焉。而后依彼建刹，名胜井院，今寺是也。□兵隳泯，积有□美，太原府僧□□都都纲如日和尚而重建焉。师讳立铭，号如日，姓李氏，本云中南乡刘庄人也，世家十善，舍师为僧，□染于本府南关海云禅师，礼无暇玉菩萨为师，瓶数载，受昔《华严》、《法华》等诸大部经，后诣燕京，登坛受具，请□于壁峰禅祖，参随左右，十有□□，□众和而不流，服勤劳而□倦，元至正末年，来遁于崞阳之西山灵岩禅寺，亦远公习定之道场”。

碑中提到的“崞阳之西山灵岩禅寺”，就是白仁岩禅寺。据《重修白仁岩禅寺记》可知，白仁岩当时也属于崞阳，也属于茹山，也在楼繁寺西边，无论是方位还是所属，都与白仁岩禅寺无异，由此也可知白仁岩禅寺元代以前名为灵岩禅寺。灵岩禅寺为何更名为白仁岩禅寺，既然作于大明正统十年（1445）的《重修白仁岩禅寺记》就已经改称为其白仁岩禅寺，为何作于正德元年（1506）的《重修楼繁禅寺铭》不加理会，仍然称楼繁寺“西径灵岩”呢？

灵岩禅寺更名为白仁岩禅寺，可能与朝代更替有关。明虽代元而立，但在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撰白仁岩寺碑者为官员，自然带有强调的政治倾向和民族感情，是故讳言灵岩寺名。楼繁寺碑撰文者为僧人，他们以为“成败有时，兴亡存数”，对于政治本来就不如文人官僚那么关心，故不讳言灵岩，甚至还称元朝为“大元”，再者重修楼繁寺的祖师如日本为元朝时人，故其后辈只能据实而言。

如此白仁岩禅寺的历史可以明确推到元代，当时名为灵岩禅寺，重修楼繁寺的如日就曾经于元朝至正末年（1368年前）住锡灵岩寺，直到明洪武十五年（1382）壬戌岁始经营重修楼烦禅寺，其在灵岩约二十年，堪称白仁岩禅寺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如此白仁岩禅寺在明初洪武年间依然兴盛，而到正统年间便已荒废，其间不过六七十年，有可能是在如日到楼烦寺后，岩寺住持乏人，渐至荒芜。

既明白仁岩禅寺原名灵岩禅寺，即可由此进一步推考其历史。恰好代县钟楼有一巨钟，上有铭文，《代州志》亦录：

灵岩院钟铭

一气初判，三级道分，龟书浮于□洛，爱□九畴；龙图出于荣河，以章八卦，故能范围天地，□□□物。是以圣人备物，致用成器，以为天下之利也。自古迄今，载于史籍。然□□近□，冈阜其聚，□（而）实繁□（其）久者，物（此下有缺文）。与仁慕义，好善敬神，敝里首户赵明、耆长李添等，特募良工，铸钟一口，旷古未有，以旌宝刹名蓝，□□□□梵宫绀殿，为众生之福地；净土祗园，设诸圣之      容。（此下有缺文）法身凝寂，非色相之可□（表），□（妙）智圆□（成），岂天人之所测？世本□钟，乃□□凫氏之作。（此下有缺文）不惟训导朝暮，抑亦拔生救□利器也。命予作记，勉而为之。其铭曰：

乾坤定位，阴阳运行。

厚载浊凝，高明孕清。

五材□类，金为□ 英。

天生□□，铸作钟□。

□炉呈□，百炼乃成。

出作入息，以警昏明。

□□用此，觉岸超生。

记□录德，千古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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