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慧远的净土信仰及其地域性影响
来源: | 作者:刘长东 | 发布时间: 2018-07-13 | 689 次浏览 | 分享到:

   内容提要:学术界认为东晋未慧远归信弥陀净土的原因是由于他深信神不灭和因果报应。这种观点的为确论,但神不灭和因果报应思想还只能说是慧远归净的内因,故本文认为慧远归净还有某种外因的契机在起着作用,这种外因即是慧远对禅法的重视和积极的探求。在其归净与修念佛三昧禅法二事之间,后者为因,前者为果,而不是论者所言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本文还考述了慧远弟子在蜀中、荆襄、衡湘、吴越传般舟三昧和弥陀净土信仰的情况,揭示出慧远与刘宋时期南方弥陀信仰呈一时之盛的局面间的关系。
  关键词:慧远弥陀净土念佛三昧地域性影响
  作者简介:刘长东,男,1967年出生,文学博士。曾发表文学与佛教类论文十余篇,现为四川大学中文系讲师。

  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以来,现在在汉传佛教地区,影响最大的宗派为禅宗和净土宗。而在中国净土宗史上,第一次弥陀净土的信仰高潮发生在东晋未刘宋初、中期。这一次信仰高潮的发生,应该和慧远以僧团领袖的身份对此信仰的大力弘扬有绝大的关系。本文拟在对慧远归净的的原因及其念佛思想特征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净土信仰的地域性影响试作考述。文中不当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正。
  一、慧远归信弥陀净土的外因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记载了慧远在晋安帝元兴元年(402)
  集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且令刘遗民撰立誓愿文(1)。这一次建斋立誓揭开了东晋未刘宋时弥陀净土信仰高潮的序幕。那么,作为一百二十三人归净的引导者慧远,他本人归信弥陀净土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汤用彤先生言:“远公既持精灵不灭之说,又深怵生死报应之威。故发弘愿,期生净土。”(2)方立天先生亦持此说(3),此说的为确论。但问题是,在弥陀净土信仰尚不甚繁盛的当时,慧远何以不从其师道安去归信弥勒净土,或者去归信其他净土,而唯独归信弥陀净土呢?显然慧远之归信弥陀,还有外因在起着作用。今试申论之。
  众所周知,慧远之师道安尝与弟子八人干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天。(4)慧远作为道安之高足,但他却未追随其师之信仰。一般而言,弟子在观念和信仰上多少会受其师的影响,那么,造成道安和慧远在终极信仰上的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先来看道安为何要信弥勒净土。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界盛行着一种有疑可向弥勒咨问,或从其受戒的思想。如《高僧传》卷三《智严传》云:“严昔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重到天竺,咨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5)类似例证还见同书卷十一《慧览传》、《法苑珠林》卷八九“齐尚统”条、《名僧传抄》第十六“昙斌”条等多处。关于道安归信弥勒之因,汤用彤先生说:“弥勒受记于释迦,留住为世间决疑。……而安公之愿生兜率天宫,目的亦在决疑。”(6)汤先生之说颇为中肯,因为《出三藏记集》卷八录道安弟子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正道出了道安恼于“性空”与“存神”之矛盾而思决疑于弥勒的苦衷,如《序》云:
  子始发心,……禀玄指子先匠,亦复未识其绝往之通塞也。…?此土先出诸经,于识神性空,明言处少;存神之文,其处甚多。《中》《百》二论,文未及此。又无通鉴,谁与正之?先匠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7)  
  僧睿序文中所言思决言于弥勒的先匠,正是指其师道安(8)。
  而道安之所以如此注重决疑,以致于归信弥勒,这又是和道安一生所着重致力于的佛教活动的性质分不开的。道安一生都特别着力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般若学的研究。在佛典整理方面,道安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撰著经录的先行者(9),前无多少可靠的经录可资凭借,而他要撰经录必先对众多经籍作出科判,这又要求他必先明晓每部经之微言隐义;但佛经的译籍,由于梵汉文体疏隔,也常有谬误或不通之处,所以道安的整理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同时,在其般若学的研究中,由于译本的隐晦不通,他也常为无我、非身、性空和识神、法身、存神的矛盾所困恼。不仅僧睿言及此,《出三藏记集》卷八载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他自己亦言其所历的疑难之苦:
  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10)
  竺法护和无叉罗曾分别译《光赞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故道安阻于疑难时,恨不见之,这和他思决疑于弥勒同出于一种心情。
  故据此可知道安之归信弥勒的确是欲依之决疑,而这又是由其一生所主要从事的佛教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
  慧远之未归信弥勒,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其主要致力的佛教活动的性质有关系。慧远一生的弘教活动始终贯穿着这样的精神,即努力融通佛教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且在王权之外建立佛教相对独立的“方外”地位。尽管他于教义也多有疑难,曾致书鸠摩罗什以请决疑,但他更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佛教的外部关系的融通方面,而不象道安主要着力于佛教本身的观念建设、经籍整理和戒规制度的建立之上。所以,相对于慧远来说,决疑还不是其最头等大事,这或许应是他未追随其师去归信弥勒净土的原因。 三、慧远净土信仰的地域性影响
  慧远作为晋未庐山僧团的领袖,其终极信仰和与之相应的禅法修持在当时及稍后的刘宋时期影响极大,而这种影响又是通过其弟子们往各地去传教而得实现的。为了揭示这种关系,我们不妨先考述一下慧远门徒的传法情况。
  在慧远生前和逝后,门徒们都有往各地传其教者,所往之地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域。
  甲、蜀中地区《高僧传》卷六《慧持传》记载,慧持年十八与其兄慧远俱师道安,后随远公栖止庐山。在晋隆安三年(399)入蜀,兄弟相别而悲曰:“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慧持至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30)
  继慧持之后,道汪也往蜀中传法。同上书卷七《道汪传》记载,道汪年十三师远公,后欲往河间从玄高,中路阻于吐谷浑之难而折回成都。化行巴蜀,誉洽朝野。宋泰始元年卒。(31)
  乙、荆襄地区《高僧传》卷六《昙邕传》记载,昙邕少仕伪秦,至卫将军,后师道安,再投庐山师远公。在庐山西南立茅字,澄思禅门。远公寂后往荆州,卒于竹林寺。(32)
  同上书卷六《释道祖传》记载,远公有弟子昙顺,本黄龙人,少受业鸠摩罗什,后师远公。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远公遣昙顺去经始其事。(33)(按:《佛祖统纪》卷二六《+八贤传》言昙顺事更详,明确说他在庐山修净业,“宁蛮校尉刘遵孝,于江陵立寺,要师经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别众坐逝,异香满室,春秋七十九”)(34)虽然《十八贤传》多附益杜撰之词,但征之史传,它对昙顺的记载是可靠的。《高僧传》言“南蛮尉刘遵”,《十八贤传》言“宁蛮校尉刘遵孝”,且云昙顺逝于元嘉二年,考《南史》卷十三《营浦侯遵考传》云:“营浦侯(刘)遵考,……元嘉中累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35)可见《十八贤传》所言“刘遵孝”即“刘遵考”,考、孝形近而讹耳。其官职作“宁蛮校尉”是。且《十八贤传》言昙顺寂于元嘉二年,也与《南史》言刘遵考在元嘉中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雍州所辖正是襄阳、荆州一带)的史事相合。可见《十八贤传》对昙顺的记载可信,则其言昙顺修净业且在江陵弘念佛三昧之事亦非虚也。
  《高僧传》卷七《僧彻传》记载,僧彻年十六入庐山投远公,远亡后,游止江陵五层寺、琵琶寺。宋元嘉二十九年春秋七十卒。(36)
  《宋书》卷九三《宗炳传》载,宗炳尝入庐山师远公,后于江陵三湖立宅。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亦尝结字衡山。后有疾还江陵,元嘉二十年时年六十九卒。(37)又,《弘明集》卷二宗炳《明佛论》“昔远和上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38)之句亦可证其师从慧远之事,刘遗民的立誓愿文还表明他在庐山时正逢远公结念佛社,宗炳也参与其事。故他也是弥陀信徒,《弘明集》卷三何承天《何(承天)与宗(居士)书》中“近得贤从中郎书,说足下勤西方法事”(39)之语亦可证此。
  《高僧传》卷七《昙鉴传》载,昙鉴少出家,事竺道祖为师,后止江陵辛寺,常愿生安养,瞻视弥陀。(40)竺道祖为远公弟子,在庐山居止七年,事见同书卷六《道祖传》,则昙鉴为远公之法孙也。
  丙、衡湘地区
  《高僧传》卷六《法安传》载,法安是远公门下善戒行,讲说众经,兼习禅业的弟子。晋义熙中游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西),勤修禅业,后留居新阳人为他而立的寺庙中。(41)
  丁、吴越地区
  同书卷七《道温传》载,道温年十六入庐山依远公,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兴寺。大明中敕为都邑僧主。宋太始初卒,年六十九。(42)
  同书卷十二《法庄传》载,法庄十岁出家师远公,元嘉初出都,止道场寺。大明初卒。(43)
  《宋书》卷九三《周续之传》载,周续之尝入庐山事远公,后移病钟山,景平元年卒。(44)
  同书同卷《雷次宗传》载,雷次宗少入庐山事远公,元嘉十五年至京师开馆授徒。久之还庐山,后又诣京邑,筑室钟山而终焉。(45)
  《高僧传》卷六《道祖传》载,道祖居庐山七年,远公每谓之易悟,及桓玄辅政,欲使沙门敬王,道祖乃往吴之台寺。(46)
  慧远门人中除以上五人往吴中传法者外,尚有往越地传法之友人或弟子,如:
  《高僧传》卷五《慧虔传》载,慧虔少出家,憩庐山十余年,以远公在家,足纽振玄风,乃东游吴越,投山阴嘉祥寺,临终有观音来迎往生之瑞相。(47)慧虔传中虽未言他为远公弟子,但他与远公同居庐山,自然深受远公之影响。 同书卷十三《僧翼传》载,僧翼初出家止庐山,依远公修学。义熙十三年居会稽秦望山北之法华精舍。(48)僧翼名又有作昙翼者,见明本、金陵本《高僧传》及《佛祖统纪》卷二六。
  复次,同书同传中又记载,与僧翼同时有道敬者,本琅邪胄族,为王羲之曾孙,亦栖于若那山,立悬溜精舍。(49)僧翼传中虽未言道敬为远公弟子,但《十八贤传》说道敬之祖父王凝之作江州刺史时,道敬从远公出家。(50)  
  以上我们分别叙述了慧远门人在各地传法的情况。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故慧远门人传法也主要囿于南方地区。这也就带动了晋未刘宋时南方弥陀净土信仰和念佛三昧的兴盛。
  首先,就般舟三昧而言,虽然在汉未即有《般舟三昧经》的译本了,但在慧远之前,却未见有修持之者。只是经慧远及门人的倡导弘传之后,才见有修持之的记载,如《法苑珠林》卷六三引《冥祥记》云:“汉(按:鲁迅《古小说钩沉》校订作晋)沙门竺昙盖,……居于蒋山,常行般舟。……司马元显甚敬奉之。”(51)竺昙盖为晋宋时人,他在蒋山(即钟山)修般舟三昧,应该和慧远门人道祖、周续之、雷次宗在吴中的传法有关。又如《高僧传》卷十二《道同传》言道在元嘉年中居止建康南涧寺,常以般舟为业(52)。再如《法苑珠林》卷十九引《冥祥记》云:“宋孝文时江陵长沙寺沙门慧远者,……行般舟勤苦。”(53)《高僧传》卷十《僧慧传》对此亦有记载。长沙寺慧远在江陵习般舟三昧,与远公弟子昙邕等人在荆襄地区传法几乎同时,皆在元嘉年中,两者之间应该说是有关系的。
  其次,就弥陀净土信仰而言,由于慧远念佛社的影响和弟子们的弘传,刘宋时的弥陀信徒也陡然增多。如《高僧传》卷六《昙鉴传》云:“时江陵又有释道海、北州释慧龛、东州释慧恭、淮南释昙泓、东辕山释道广、弘农释道光,并愿生安养,临终祥瑞焉。”(54)《名僧传抄》之《宋江陵道海传》中说“尝于长沙寺,冬斋将讫,时诸僧共作无量寿齐(按:斋之误)”(55),可见在江陵长沙寺还有关于弥陀净土的法事活动。再如《法苑珠林》卷十五云:“宋江陵长沙寺沙门释僧亮,志操刚烈,戒法坚净,常结西方愿,造丈六无量寿像。”(56)《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也存“荆州沙门释僧亮造无量寿丈六金像记第四”(57)之目录。又如《比丘尼传》卷二《慧玉尼传》云:“慧玉……住江陵牛牧精舍。……元嘉十四年十月为苦行,斋七日,乃立誓曰:‘若诚斋有感,舍身之后必见佛土,愿于七日之内见佛光明。’”(58)江陵本是慧远几个弟子聚集之地,所以此地区出现以上八位弥陀信徒,且有相应的法事活动,这绝非偶然。
  吴中弥陀净土的信仰情况,如《比丘尼传》卷二《法盛尼传》云:“法盛……遭赵氏乱,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于建福寺出家。……
  常愿生安养,谓同业昙敬、昙爱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59)再如同书同卷《建福寺道缓尼传》云:“道缓……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寿像。”(60)建福寺在京师建康,是东晋何充捐其别宅而建(见《比丘尼传》卷一《康明感尼传》)。又如《太平广记》卷一一四引《冥祥记》云:“葛济之,句容人,……妻同郡纪氏。……纪亦慕而心乐佛法。……忽一旦方织,俄觉云日开朗,……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者,即应此那?’便头面作礼。”
  (61)句容在刘宋时属丹阳郡,也在吴中(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又,《名僧传抄?附名僧传说处》第十五载“惠目愿主净国事”(62),惠目即《名僧传抄》目录中之“宋广陵永福寺惠因”(63)(按:“因”之俗字有作“囙”者,而“囙”与“目”形近,故误“因”为“目”;又“主”为“生”之形误。)见在建康、扬州及邻近的句容等吴中地区也盛行着弥陀净土信仰,而这应与道祖、周续之等五位慧远弟子久居吴中有关。
  另外,在邻近庐山的淮南一带,也有归信弥陀者,如《法苑珠林》卷十五引《冥祥记》云:“宋尼慧木者,……居梁郡筑戈村寺。……木又于夜中卧而诵习,梦到西方。……木后与同等共礼无量寿佛,因伏地不起,咸谓得眠。……木云:‘当伏地之时,梦往安养国见佛,为说《小品》。……,木元嘉十四年时已六十九。”(64)刘宋时梁郡属豫州,辖境在安徽的淮南一带(《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又《太平广记》卷一一四引《冥祥记》云:“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遵修,惟妇迷执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寿国,见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后当化生其中,惟母独无,不胜此苦,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敬信法教。”(65)再如同书同卷引《冥神记》云:“何昙远,庐江人。……年十八丁父艰,哀毁成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归心净土,庶祈感应。”(66)刘宋时庐江郡属南豫州,辖境也在安徽淮南,邻近庐山所在的江州(见《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义熙十二年慧远示寂后,弟子道晒接掌寺主之位,率昙恒、昙洗等远公弟子继续弘扬修习慧远的念佛三昧(见《佛祖统纪》卷二六《+八贤传》)无疑这会对邻近地区有所影响。
 
  最后,在慧持、道汪等慧远弟子曾传法的蜀中,也留有刘宋时弥陀信仰的遗迹,如柯昌泗《语后异同评》卷二云:“光绪壬午,王文敏于成都西门外万佛寺即唐净众寺旧址,访得刘宋晋丰县人 熊造无量寿像。”(67)从以上考述可见,在时间上来说,晋末期间弥陀净土信仰的确呈一时之盛,涌现出了众多的弥陀净土信徒。而此前的弥陀信徒只有西晋的阙公则、卫士度、贾宗道、竺僧显、东晋的竺法旷、竺道邻、支道林、戴达等寥寥数人。从两个时段信徒的人数对比上,确实可证晋宋弥陀净土信仰的盛况。从地域上来说,此时的弥陀净土信徒或奉行般舟三昧者所分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荆襄、吴越及邻近庐山的淮南等南中国一带。而在同期的北朝,文献中可证的弥陀信徒则只有僧睿、慧崇、慧通三人而已,至于修习般舟三昧者就几乎没有。
  另外,从北朝初期的造像遗存来看,也极少有弥陀佛造像。这些都反映出晋宋时期北中国弥陀净土信仰的沉寂落寞。从南北弥陀信徒人数的对比,以及南方信徒分布的地域来看,我们可见慧远融合禅、智和弥陀净土信仰的发展的确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卷三和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六推尊他为净土初祖,良有以也。
  值此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净土宗早已成为佛教入华而结的丰伟硕果之际,我们更应缅怀慧远对净土信仰成长所作出的伟大功绩、
  注解:
  (1)见《高僧传》第214页,中华书局92年出版。
  (2)《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65页,上海书店91年。
  (3)见《慧远及其佛学》第1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4年出版。
  (4)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及同卷《昙戒传》,第183页及第204页
  (5)《高僧传》第100页。
  (6)《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18页
  (7)《大正藏》55/58C、59A
  (8)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2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5年出版。
  (9)道安之前和道安时代虽有聂道真《众经录目》。《支敏度录》等经录,但不系统全面。
  (10)《大正藏》55/5B
  (11)《大正藏》55/65a。
  (12)《大正藏》55/65bc。
  (13)《高僧传》第216页。
  (14)《高僧传》第72页。
  (15)《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671页。
  (16)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07页。
  (17)见《弘明集?广弘明集》合刊本第363页下,第364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91年影印碛砂藏本。
  (18)《大智度论》、第44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91年影印碛砂藏本。
  (19)《大正藏》45/134b。
 
  (20)《大正藏》13/899b。
  (21)《高僧传》第214页。
  (22)《大正藏》13/899ab
  (23)《弘明集?广弘明集》合刊本第364页上。
  (2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72页。
  (25)《慧远及其佛学》第125页。
  (26)《大正藏》13/899bc。
  (27)《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合刊本第248页。
  (28)《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55/65b。
  (29)《慧远及其佛学》第122页。
  (30)见《高僧传》第230页、第231页。
  (31)见《高憎传》第283页、第284页。
  (32)见《高僧传》第236页、第237页。
  (33)见《高僧传》第238页。
  (34)《大正藏》49/266b。
  (35)《二十五史》第4册第2709页第2和第3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86年缩印殿本。
  (36)《高僧传》第277页、第278页。
  (37)《二十五史》第3册第1886页第1和第2栏。
  (38)《弘明集?广弘明集》台刊本第16页中。
  (39)《弘明集?广弘明集》合刊本第18页中。
  (40)《高僧传》第273页。
  (41)《高僧传》第235页。
  (42)《高僧传》第287页至第289页。
  (43)《高僧传》第465页。
  (44)《二十五史》第3册第1886页第2和第3栏。
  (45)《二十五史》第3册第1887页第4栏,第1888页第、栏。
  (46)《高僧传》第238页。
  (47)《高僧传》第209页。
  (48)《高僧传》第483页。
  (49)同上。
  (50)《大正藏》49/266c、267a。
  (51)《法苑珠林》第461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91年影印碛砂藏本。
  (52)《高僧传》第462页。
  (53)《法苑珠林》第151页中。
  (54)《高僧传》第274页。
  (55)《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7套第1册第12页。
  (56)《法苑珠林》第124页中。
  (57)《大正藏》55/92b。
  (58)《高僧传合集》第966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91年影印碛砂藏本。
  (59)《高僧传台集》第966页中。
  (60)《高僧传台集》第966页下。
  (61)《太平广记》第1册第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90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7套第1册第15页。
  (63)同上第2页。
  (64)《法苑珠林》第124页下。
  (65)《太平广记》第:册第622页。
  (66)同上。
  (67)《语石语石异同评》第105页,中华书局94年。造像记见《陶斋藏石记》卷五,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82年印行《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1册第80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