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荆州佛寺考(下)
来源: |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杨维中 | 发布时间: 2018-06-06 | 808 次浏览 | 分享到:

    四、上 明

  东晋时期,荆州上明县(今湖北省松滋市)有一所佛寺,在东晋和南朝有较大影响,是道安高徒昙翼所修。

  在兴宁三年(365)至太元三年(378)之间的某年,昙翼于江陵主持修造长沙寺。此后,互贼越逸,侵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彼立寺。群寇既荡,复还江陵,修复长沙寺[75]对此,《名僧传抄》记载:及丘贼入境,抄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上明造东寺。”[76]此中,如汤用彤所指出,《名僧传抄》所说丘贼是指丘沈,但此事发生于西晋末年,时代不合。而《高僧传》的之误,即指苻丕侵犯攻打襄阳之事。[77]

  根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和《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二月,苻坚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晾、苟苌等步骑七万围攻襄阳。此年八月七日,使持节、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卒。十月六日,东晋朝廷以车骑将军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而桓冲到江陵,以为其时苻坚前秦强盛,欲将荆州州治从江北的江陵移至江南,于是上疏说: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78]朝廷同意后,桓冲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在前秦的进攻下,江陵一度失陷。太元八年十月,东晋军队在淝水大败前秦军队,荆州的危险解除。此时,昙翼又回到江陵继续修造长沙寺。而荆州镇上明的格局暂未改变,这对佛教在上明传播提供了保障。

  关于上明寺的修造,尽管文献记载在细节上还有一些差异,但时间和主持者是基本一致的。如上引《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道安弟子昙翼在桓冲移镇上明时从江陵南下,于其地修造佛寺,至群寇既荡之后,回到江陵开始修复长沙寺,所以上明寺是东晋太元三年(378)底开始建造的。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记载:在东晋之初,于松滋之地此置河东,改迁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目也。有东、西二寺。昔苻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冲为荆牧,邀翼法师度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苻坚殁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僧各还本寺。西,东二寺因旧广立[79]桓冲于太元三年(378)十月任荆州刺史后,将州镇迁移到长江南岸的上明,同时也将原江陵长沙寺、四层寺[80]的僧人一同迁移到上明。为了安置这些从江陵来的僧人,桓冲邀请昙翼于上明造新佛寺。

  关于昙翼在上明所造佛寺的寺额,梁慧皎《高僧传》卷五《昙翼传》未曾标明,而在此书其它几卷中多次出现上明寺。《名僧传抄》所录《昙翼传》说,昙翼于上明造东寺,但在其它部分又出现上明寺的提法。综合诸种文献记载,在桓冲移镇上明期间,在上明修建了东寺和西寺两座佛寺,而习惯上以上明寺称呼上明东寺

  关于上明东寺,《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一,关于大殿和塔: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迭,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四铁镬,各受十余斛,以种莲华。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81]其二,关于寺房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四周廊庑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设,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故。”[82]此寺殿宇至唐初仍然存在,如文中说: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余无有损败。东川大寺唯此为高,映曜川原实称壮观也。

  关于上明东寺从东晋至隋在弘法等方面的成就,《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自晋宋齐梁陈氏,僧徒常数百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净人数千。……寺内僧众兼于主客,出万余人,当途讲说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圣果,各领千僧。余小法师五百余人,十诵律师有四十人,九人得圣。大小乘禅师八百余人,其得圣人二百二十四人。徒众严肃,说不可尽。”[83]此外,此寺重视研习经义,特别规定:寺法立制,诵经六十纸者免维那,诵《法华》度免直岁。”[84]这一规定,有效保证了义学沙门的较高地位。

  道世在文中特别指出了上引文字的来源:余与慈恩寺嵩法师,交顾积年。其人即河东罗云法师之学士也,云此寺本曾住万僧,震旦之最。闻之欣然,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观也。”[85]此中所说的罗云法师,《续高僧传》卷九有传。

  释罗云(543—616),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从上明东寺出家,志操所怀,附参成德。后至金陵更随道朗学习三论。云以三论奥义未被荆南,二障多阻,于是回到故乡,有龙泉寺,地隔嚣尘,心存闲旷,乃居之五十余年。修缉栋宇,常坐不卧,领徒五百,时呈翘楚。”[86]此地昔释道安于上州东寺造堂七间,昙翼后造五间,连甍接栋横列十二。云此堂中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释理顺,故得空、有两忘,教义双举。”[87]道宣于此传中提及道安造上明东寺大殿的传说:传云:安公乘赤驴,从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捡技两寺并四层三所。人今重之名为驴庙,此庙即系驴处也。”[88]对这一传闻,道世向罗云法师的弟子慈恩寺嵩法师询问:弥天释氏宇内式瞻云乘赤驴荆、襄朝夕而见,未审如何?”嵩法师回答说:虚也。道世又问:若尔虚传,何为东寺上有驴台,岘南有中驴村?据此行由,则乘驴之有地也。回答是:非也。后人筑台于寺,植树供养焉。有佛殿之侧顿置驴耶?又中驴之名,本是闾国郗国之故地也。后人不练,遂妄拟之。”[89]道世的记载是对的,道宣所记纯粹是传闻,不足凭信。

  上明寺的修造是在襄阳被前秦军队包围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道安被东晋守将朱序所限制,不得离开襄阳。此时道安又一次分张徒众,慧远兄弟等都是在此背景下离开襄阳的,有些还到了上明寺。如《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记载: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90]《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记载,慧远也跟随慧远之荆州住于上明寺,不久又一起至庐山。

  竺僧辅以及道安弟子昙徽也于此时南下至上明寺。

  关于上明西寺,见于记载的不多。唐初沙门释法琳撰《辩正论》卷七依据《宣验记》说: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与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已后,夜三更,梦一菩萨慰喻之,告以大命无忧,亦觉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数过。此二人相庆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与上明西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卢循起兵,茂在戎,于查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91]

  此故事说明,上明西寺在东晋末年颇有影响。

  此外需要指出,不管《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名僧传》等有关南北朝佛教的史籍标明的是荆州上明寺还是江陵上明寺,指的都是的今湖北省松滋市的佛寺。如梁宝唱《名僧传》现存目录中有晋江陵上明寺释昙微宋江陵上明寺释惠庄的说法,但不能依此而说今日江陵市于东晋时期有上明寺,因为南朝时期有江陵郡的设置。关于江陵,汉代设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所。南齐时改置江陵郡,而松滋县则直属江陵郡管辖,因而说江陵郡上明县也是可以的。

  五、武陵、长沙

  见于《高僧传》记载,东晋时期今湖南省内至少有三座佛寺,一所位于武陵郡(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西)的平山,一所位于长沙的岳麓山,一所位于武当山。

  《高僧传》卷十三《释慧元传》记载,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五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飧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此寺后来习称平山寺,是目前所知唐初之前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今湖南境内较早的佛寺。《高僧传·释慧元传》记载,慧元于太元十四年(389)圆寂之后,此寺仍然有僧居住修道,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92]

  关于释慧元,唐代僧人神清《北山录》卷八说:崔慧元营寺于武陵。既殁,武当山下有见者,神色甚畅,寄语于寺僧曰:勿令寺业有废。自是空中依时有磐声也。”[93]《北山录》大概以俗姓称呼释慧元,其余文字与《高僧传》相同。

  关于岳麓山寺的初建,唐代之后的说法都以之初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此说不知其最终根据为何,而被后世所称道的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所撰写的《麓山寺碑》无疑使这一说法得到广泛传播,宋代《佛祖统纪》直接将此事编人泰始四年下。

  《麓山寺碑》,常称李北海碑,唐开元十八年(730)李邕赴贬所途中撰书,黄仙鹤篆刻。世人以为李邕与黄仙鹤是两人,《岳麓书院志》则言之凿凿地说仙鹤为邕托名。湘人将文、书、刻三者都归并于李邕,并据此称为三绝碑。此碑叙述了麓山寺修造以来的历代高僧事迹。关于此寺的早期历史,碑文说:

  麓山寺者,晋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禅师者,振锡江左,除结涧阴,尝与炎汉太宗长沙清庙栋宇接近,云雾晦冥,赤豹文狸,女萝薜带。山只见于法眼,窦后依于佛光,至请旧居,特为新寺。禅师洎翌日,弘聚谋界众表之。明诏行矣。水臬有制,丘墟尽平。太康二载,有若法导禅师,莫知何许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证源。不坏外缘,而见心本。无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启灵应。神僧银色化身丈余,指定全模,标建方面。法物增备,檀供益崇。广以凌云之台,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禅师者,江夏人也。空慧双铨,寂用同辔。慈目相视,净心相续。综核万法,安住一归。注《大道经》,究上乘理。永托兹岭,克终厥生。逮宋元徽中,尚书令湘州刺史王公讳僧虔,右军之孙也。信尚敬田,作为塔庙。追存宝相,加名宝山,矧乎弓冶笔精,陶甄意匠。留书藏石,缄妙俟时。候法宇之伍,期珍价以兴茸。远虑将久,遗事未彰。……此文说,麓山寺为晋太始四年(268)法崇禅师所立,太康二载(281)法导禅师大起前功,后则有法愍禅师安住此寺,注释《大道经》。此中所说的法导禅师,不见于僧传,竺法崇和法愍禅师则于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简略传记。《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全文如下

  竺法崇,未详何人,少入道,以戒节见称,加又敏而好学,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尝游湘州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之少时,化洽湘土。后还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取欣禅慧。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与隐士鲁国孔淳之相遇,每盘游极日,辄信宿妄归,披衿顿契,自以为得意之交也。崇乃叹曰: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后淳之别游。崇咏曰:皓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谓乎?”崇后卒于山中。著《法华义疏》四卷云。[94]

  首先须指出,此传所写确实与上述李北海《麓山寺碑》所说法崇禅师为同一僧人。然将二者对照考辨,便可发现,法崇禅师并非西晋僧人,而是东晋时期僧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高僧传·竺法崇传》所叙述的被法崇当作知己的隐士鲁国孔淳之

  关于孔淳之,《宋书》和《南史》都将其列入隐逸传中。经过对照,《南史》卷七十五《孔淳之传》文字稍多,然与《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相比,仅是多了几段趣事,主体部分相同。鉴于《宋书》撰成时代早很多,在此仅仅引用《宋书》传文作分析。

  孔淳之(372—430),字彦深,鲁郡鲁人。《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说:

  祖恢,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当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公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95]

  将此传中的文字与上引《高僧传·竺法崇传》中有关法崇与孔淳之交游的文字对照便可发现,二者所叙述基本事实相同,而《宋书》稍微详细些,尤其是补充了二人在一起游山三年的细节。

  现存的文献中都未列出法崇的生卒年,而从《宋书·孔淳之传》所列孔淳之的几件事可以推知,法崇到会稽是在东晋末年。理由是:《宋书·孔淳之传》说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人郡,终不肯往。经查《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可知,谢方明于永初三年(422)“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96]元嘉三年(426),谢方明卒于会稽太守位,年四十七。

  从谢方明的这一行历以及谢方明曾经守孝三年等事可以推出,法崇与孔淳之的交游发生于东晋末年,至少是义熙末年。谢方明卒年为元嘉三年(326),前推八年(守孝三年加二人一起交游三年,再加服阕后与戴颐、王弘之、王敬弘等共游的时间),可得义熙十四年(418)为法崇结识孔淳之的下限。然后,依据法崇与孔淳之交游时所说的话——“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可大致知晓二人相识时法崇正处于由中年向老年阶段的变化。因为法崇少人道以及缅想人外三十余年,二者迭加即可得法崇于东晋末年至会稽与孔淳之相识时,最大可能是四十余岁。

  僧传说:法崇在湘州麓山以山为寺,且居之少时,化洽湘土”[97],然后再至会稽。如僧传的叙述中间无时间上的间断的话,法崇建麓山寺的时间也是在东晋安帝时期,很大可能是在义熙年(405—418)中期。

  前引《麓山寺碑》中说到法愍禅师,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有传,署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而梁宝唱《名僧传》则标示为晋江夏五层寺法愍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说,法愍禅师为北人,而《麓山寺碑》说其为江夏人。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记载: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愍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愍于是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98]前文已经考证,谢晦任荆州刺史的时间为刘宋少帝登基(423)至文帝元嘉三年(426),而欲毁坏江陵五层寺舍利塔之事即发生于此一时间段之中。可见,法愍禅师到麓山的时间确实在刘宋时期,因此《高僧传》称其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很恰当。法愍在麓山著《显验论》以明因果,并注《大地道经》。后卒于麓山,春秋八十三。弟子僧道立碑颂德。
注释:

  [1] 《晋书》卷15《地理志五》。

  [2] 《宋书》卷37《州郡志》。

  [3] 《大正藏》卷49,第33l页中。

  〔4〕 《晋书》卷76

  〔5〕 《晋书》卷58《周访传》记载: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

  〔6〕 《晋书》卷6

  〔7〕 《晋书》卷6

  〔8〕 《晋书》卷79

  [9] 《晋书》卷79

  [10] 参见《宋书》卷36《州郡二》。

  [11] 《宋书》卷36

  [12] 《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下。

  [13] 《晋书》卷66《陶侃传》。

  [14] 参照《晋书·陶侃传》将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之事置于移镇武昌之后,而《晋书·成帝本纪》则将其系于咸和七年七月。

  [15] 《晋书》卷15

  [16] 《宋书》卷37

  [17] 《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8] []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9] []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下。

  [20] []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

  [21] []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中。

  [22] []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第77页上。

  [23]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2页中下,

  [24] []慧皎:《高僧传》卷l,《大;正藏》卷50,第328页下。

  [25] 《晋书》卷67

  [26] []刘知几:《史通》卷12

  [27]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4页下。

  [28]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29]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藏》卷52,第415页中。

  [30]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31]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32]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6页上。

  [33] []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3页上。

  [34] 《大正藏》卷51,第1042页上。

  [35] 刘长东认为:《十八贤传》所言刘遵孝,即刘遵考,,考、孝形近而讹耳。其官职作宁蛮校尉是。且《十八贤传》言昙顺寂于元嘉二年,也与《南史》言刘遵考在元嘉中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雍州所辖正是襄阳、荆州一带)的史事相合。”(刘长东《论慧远的净土信仰及其地域性影响——纪念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闽南佛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这一说法,与《高僧传》所说在庐山慧远圆寂之前至竹林寺的记载不一致。

  [36] 《大正藏》卷49,第266页畔

  [37] 《宋书》卷51

  [3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39] 《宋书》卷5l

  [40]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1] []慧皎:《高僧传》卷7,《大正藏》卷50,第368页中。

  [42] 《魏书》卷37《司马休之传》。

  [43] 《晋书》卷10《安帝本纪》。

  [44] 《晋书》卷13

  [45] 参见《魏书》卷43《王慧龙传》。

  [46]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7] 《宋书》卷51《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记载:义熙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晋书》卷13《天文志下》则说义熙八年六月,刘道规卒,《晋书·安帝本纪》则记为义熙八年七月。

  [4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9] 《晋书·安帝本纪》。

  [50] 《大正藏》卷55,第104页上。

  [51] 《宋书》卷2

  [52] 《宋书》卷52

  [53] 《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4] 《宋书》卷5

  [55] 《宋书》卷61

  [56] 《宋书》卷61

  [57] []慧皎:《高僧传》卷12,《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8] []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

  [59] 《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中。

  [60] 《广弘明集》卷19,《大正藏》卷52,第233页上。

  [61] 因为刘虬晚年至江州,并卒于此地。

  [62] 《高僧传》卷ll,《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3] 《高僧传》卷11,《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4] 《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5] 《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6]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中。此中所说的江夏郡疑误。汉代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省云梦),辖今豫,鄂各一部。三国魏吴各置江夏郡,孙吴江夏郡治在武昌(今鄂城),魏江夏治上昶(今云梦西南)。晋灭吴,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朝宋移治夏口(今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

  [67] 《续藏经》卷77,第362页中。

  [68] 《大王藏》卷52,第170页下—171页上。

  [69]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上。

  [70] []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1] []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2] []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下。

  [73] 《大正藏》卷50,第333页中下。

  [74] 《大正藏》卷50,第400页下。

  [75] []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76]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7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6页。

  [78] 《晋书》卷74

  [79]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0] 如前文所叙述,当时的江陵有五层寺而无四层寺,也许二者所指相同,字的误写。

  [81]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2]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中。

  [83]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4]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中。

  [85]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6] []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

  [87] []道宜:《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

  [88] []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下。

  [89] []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0,第597页下—598页中。

  [90] []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上。

  [91] 《大正藏》卷52,第538页上。

  [92] 《大正藏》卷50,第410页上。

  [93] 《大正藏》卷52,第623页下。

  [94]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中下。

  [95] 《宋书》卷93《孔淳之传》。

  [96] 《宋书》卷53

  [97]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下。

  [98]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