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庐山慧远——以《法显传》为中心
来源: 《佛学研究》 2011年00期 | 作者:李辉 | 发布时间: 2018-06-02 | 979 次浏览 | 分享到:
    东晋时,平阳(今山西临汾)沙门法显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远游天竺,历经万险,不惜身命,携经而归,此壮举在中国佛教史上亦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法显回国后,“竹帛疏其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自记游历天竺之经过,即今之《法显传》。《法显传》之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部佛教徒的自传,更在于它忠实地记载了一千多年前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情况,其史料价值之大无庸置疑。故从它成书不久,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较早引用《法显传》的学者是鄜道元。《水经·河水注》中多处引用《法显传》,而此二书成书时间之距不过百年。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1),可见《法显传》从成书后,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后世的中外诸大家都对它产生极大兴趣,亦有多家校注(2)。而《法显传》是一部流传时间长,版本复杂,内容广泛的书,涉及中西地理、历史、宗教、语言诸方面的问题,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法显传》研究虽然已相当丰富,但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悬而未决。例如法显归国之时间,法显与庐山之关系等。本文即以此为中心,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显传》文末有一段跋,讲述法显回国后,“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中“迎法显道人”一句,各种版本均未有迎法显者,仅日本镰仓初期的一个写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而章巽即以此为据,补作“慧远迎法显道人”(3)。
  法显当日携经像回国,于佛教界影响较大。慧远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但他一直关注当时佛教发展及佛学流向,确有可能将法显迎至庐山。并且慧远与同在道场寺译经的觉贤(即佛驮跋陀罗)关系密切(4)。但是细究此事,还是有不少疑问的。首先日本镰仓时期之写本,于其它版本相比,并不是一个更早之本。而且所有版本之中,独此本有“慧远”二字,即据此而改,过于草率。其次,迎法显时,值义熙十二年(416)夏安居末,即至少是八月之事。而关于慧远卒年,有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及义熙十三年(417)八月六日之说,如果慧远于义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即死,那么迎法显之人就不大会是慧远。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慧远的卒年。
  二、有关慧远卒年
  有关慧远的卒年,学界多数根据《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记载,认为慧远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得年八十三,几本佛学辞典,例如《佛光大词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都执此说。也有不同看法:汤用彤以《广弘明集》载谢灵运《远法师诔》,慧远卒于义熙十三年(417),年八十四,故云“二说末知孰是”(5)。许理和倾向于卒于义熙十三年(417)(6)。而近年罗国威从《佛祖统纪》中找到一篇谢灵运佚文《庐山法师碑》,此碑记载慧远“春秋八十三”,故认为慧远确卒于义熙十二年(7)。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此碑并不是最早之碑,故其说服力并不强。而《庐山记》中有几条重要线索,前人未揭,但更可说明问题。为方便叙述,将各种材料罗列如下:
  《世说新语》“殷荆州曾问远公”条,引张野《远法师铭》,谓“年八十三而终”。
  《广弘明集》卷二三载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谓:“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8)
  《佛祖统纪》卷二六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叙“春秋八十三”(9)。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慧远法师传第三》云:“义熙末卒于庐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
  《高僧传》卷三《慧远传》记载:“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春秋·八十三矣。”
  《庐山记》卷三《社主慧远法师传》载:“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10)
  《庐山记》卷一谓:“远公初谥辩觉,升元三年,谥正觉大师。兴国三年,谥圆悟大师,仍名其坟曰凝寂之塔。塔在二林之间。其旁二杉:一在高处,围二十七尺;一稍在下,围二十尺。远公以晋义熙十二年卒,葬此山。”(11)
  对以上材料分析如下:
  第一,谢灵运《庐山法师碑》
  《佛祖统纪》所载谢灵运《庐山法师碑》作于元熙二年(420)二月,此碑必不是僧传所载“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12)之碑,而是其后重立之碑。而谢灵运为慧远所作之“铭”,依赖宋人,我们尚能睹其真面目。笔者自续藏经中,检索到了此篇铭文。
  第二,张野《远法师铭(序)》。
  张野作《铭》,《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并不载其事。而宋志磐《佛祖统纪》有记载:“谢灵运立碑以铭遗德,张野作序自称门人。”(13)是故,《世说新语》所引乃张野所作《序》也,而非铭。张野卒于义熙十四年(418)(14),故张野之《序》不应晚于义熙十四年,此据慧远死去仅二三年,较为可靠。
  第三,《庐山记》中所叙慧远卒年。
  陈舜俞《庐山记》卷五云:“《慧远法师碑铭》谢灵运撰,张野序(无立名年月)(15)”。故此碑正是最早所立之碑。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宋史》卷三三一有传。《庐山记》书前有李常《序》,其《序》云:熙宁五年,嘉禾陈令举舜俞谪官山前。酷嗜游览。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高深之胜。昼行山间,援毫折简,旁钞四诘,小大弗择。夜则发书攻之·碑刻诗什,莫不毕载。(16)
  由此可知,《庐山记》是北宋陈舜俞被贬官,而亲上庐山,经六十日,遍寻金石碑刻而成。此书四库馆臣赞曰:“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是故,《慧远法师碑铭》定其所亲见,所言“晋义熙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初六日顺寂。春秋八十三。”必不谬也。
  又《法显传》文末之跋语,谓“晋义熙十二年矣,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上庐山。而“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一句来看,似在道场寺过冬译经。再次,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
  三、有关法显回国之年
  《法显传》中“慧远迎法显”一事,虽为后人所窜入。然法显归国后的确造访过庐山。何以知之?慧远曾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建佛影台,并亲作《佛影铭》。其文曰:
  遇西域沙门,辄餐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先征。然后验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17)
  从此段记述,可知慧远建佛影台正是在庐山上与“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交谈,“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故建佛影台。罽宾禅师,许理和等认为是指佛驮跋陀。(18)对于“南国律学道人”是指谁,许理和则说:“这位律师究竟是何人,现已不可知;但不可能是法显,他于公元413年才回来,也未听过他曾拜访庐山。”而谢灵运留下一篇《佛影铭序》,其《序》曰:
  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嵁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彪涧。摹拟遗量,寄托青采。岂唯象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
  慧远自作《佛影铭》,又派弟子道秉“远宣意旨”,谢灵运应命而作《序》,并于次年九月刻之于石(19)。从谢灵运的《序》,我们知道“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道人。(20)《法显传》记载,法显至那竭国,“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法显曾亲瞻佛影,此为事实。而慧远于义熙八年(412)五月岁在壬子建佛影台,此时,法显有没有从青州上岸?
  有关法显归国时间的讨论,汤用彤等人认为是在义熙八年(412)(21)。而从《法显传》中可确知法显登岸青州是在七月(22)。如果义熙八年回国之说不谬,则慧远作台之时,法显尚在茫茫大海之中航行,此“南国律学道士”断然不会是法显。但谢灵运之《序》明明白白地说“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两者所言必有一误。事实上,法显回归日期尚有讨论之余地。
  《法显传》文末云:“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法显于弘始元年(399)发长安,此并为学界认可(23),而对于回国之时间,汤用彤、岑仲勉、许理和等人均认为是义熙八年的七月。事实真的如此吗?检《法显传》,法显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只有五年,非《法显传》文末所云六年。
  为明辨此事,依《法显传》,将法显西行时间表列出如下:
  弘始元年(399),发自长安。(应在春季)
  本年(399),至干归国夏坐。
  弘始二年(400),留张掖夏坐。
  弘始三年(401),于摩国安居。
  弘始四年(402),乌苌国夏坐。
  弘始五年(403),罗夷国夏坐。
  弘始六年(404),僧伽施国龙精舍夏坐。
  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写经。
  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写经及画像。
  由海道回国,经师子国,住此二年。(到师子国之时是在冬初)
  自师子国坐船,经九十多日到耶婆提国,在此停五个月左右,以四月十六日出发,于七月十四日之前在青州上岸。(以此推,从师子国出发之时,大约在前一年之八九月间。)
  据以上材料,法显从长安出发,经六年,即六次夏坐,即到达中天竺。而法显住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三年,多摩梨帝国住二年,实在印度停留了五年,而非六年。法显到师子国时在冬初,从师子国出发时是在第三年之八九月间,知法显在此停留并非整二年,而《法显传》中云“法显住此二年”,故可知,此二年并非实数。以此推知,所谓的“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其时间计算必不是实数,若照实数,必至多算。因此以“六年到印度,停经五年,还经三年”来算,减去重复计算的一年,法显应在义熙六年(410)七月便从青州上岸。法显到青州后,留青州一冬一夏,应于义熙七年(411)夏坐后离开青州南下(24)。故义熙八年五月之前,法显是有时间上庐山的。因此,慧远《佛影铭》中之“南国律师道人”必指法显。联系上文,日本镰仓抄本之抄书者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谢灵运《佛影铭序》,认为法显造访过庐山,故看到“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就认为是慧远迎法显,故至错误。
  四、法显与佛驮跋陀
  义熙十二年夏安居末,法显受檀越之请,去了道场寺。此亦有材料可以证实。《出三藏记集》卷三云:“摩诃僧祇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赍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25)是以,法显义熙十二年十一月之时已在道场寺,此与《法显传》文末之跋语亦相合。
  法显在道场寺之合作者是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佛驮跋陀亦称佛驮跋陀罗,汉名觉贤或佛贤,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及《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北天竺人,与慧远关系亦相当密切。佛驮跋陀先在长安受众僧排挤,遂南下投奔庐山。《出三藏记集》记载:“先是庐山释慧远久服其风,乃遣使入关致书祈请。后闻其被斥,乃书与姚主解其摈事,欲迎出禅法。顷之,佛贤至庐山,远公相见欣然,倾盖若旧。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26)。佛驮跋陀于义熙八年离开庐山,至荆州(27)。是知义熙七年至义熙八年之中,佛驮跋陀亦在庐山之上。故慧远《佛影铭》中的“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应分别是佛驮跋陀与法显。佛驮跋陀和法显应在庐山上相识。法显去道场寺,恐怕也是佛驮跋陀之介绍。
  小结
  本文经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结论一,《法显传》中文末跋文“迎法显道人”,必不是慧远。其理由如下:第一,慧远应卒于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六日,《法显传》中,“迎法显道人”时为义熙十二年之夏坐末,于时间上不合。第二,如果是慧远迎法显,应在庐山“留共冬斋”。而义熙十二年十一月,法显是在道场寺译经,此已为前文所证。第三,若是慧远所迎,作跋语之人必为慧远弟子,怎可以直呼老师之名讳?此显然为后人所增入。结论二,法显回国后,曾于义熙八年前后到过庐山。此由以下可以明证:第一,义熙八年(412)五月,慧远在庐山造“佛影台”,并作《佛影铭》,并请谢灵运作《序》。从谢《序》明白地提到,具说佛影的正是法显。第二,法显归国之年不在义熙八年七月,而是在义熙六年(410)七月就已从青州上岸,于时间上是相合的。
  (1)魏收:《魏书》卷89《鄜道元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926页。
  (2)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是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后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岑仲勉熟悉中西交通,对书中地名考证甚为详备。事实上,岑书仅可算是法显西行之年谱,而非一校注本。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有一节《法显之行程》揭法显西游之目的、同行之人物、及道途之艰辛。(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7-260页。)日足立喜六(日)《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译,国立编译馆,1937年。)足立氏书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滋贺县石山寺藏写本及高丽藏本。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华书局又于2008年出版了该本的修订本。此次修订应该说未作大的改动,仅吸收了近年来的一些成果,于书后增加了十个补注)。郭鹏《佛国记注译》(长春出版社,1995年),吴玉贵《佛国记》(佛光出版社,1996年)。朱东润先生也作过一个标点本(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218-248页)。另外有关《法显传》之研究史可参考察团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吴平:《编篡〈法显传〉研究文献集成的设想》,引自互联网络:原文地址http://bbs.fjnet.com/thread-151341-1-1.html
  (3)章巽《<法显传>校注》出一注:“慧远”二字唯镰本独有,今据补。按:镰本所保留此二字甚可贵,盖由此可知迎法显入道场寺,乃出于慧远。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80页。
  (4)参见《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69-73页。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30页。
  (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7)罗国威:《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8)《大正藏》第52册,第267页。
  (9)《大正藏》第49册,第270页。
  (10)《大正藏》第51册,第1039页。
  (11)《庐山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1029页。
  (12)《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页。
  (13)《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3页。
  (14)《佛祖统纪》卷二六,《大正藏》第49册,第268页。
  (15)《大正藏》第51册,第1048页。
  (16)《大正藏》第51册,第1024页。
  (17)《广弘明集》卷一五,《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18)例如许理和说:“所谓“罽宾禅师”除了佛陀跋罗之外,不可能再是其他人。”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19)《广弘明集》卷15载:“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太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捡别记。铭之于石。”《大正藏》第52册,第198页。
  (20)岑仲勉认为南国律学道士或指宝云一辈,而谢灵运之作,是牵涉附会。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下,第846页。此说尚须一辨。与法显同行的十一人中,只有法显、慧景、慧达、道整四人去过那揭国,亲至佛影处。其中,慧景病死于过雪山途中,道整留在天竺,而慧达从弗楼沙国返回。至于宝云至佛钵处即回国,并未亲到佛影处。
  (2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
  (22)《法显传》记载法显从青州上岸,得两猎人,云“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腊佛”。故其上岸时间应在七月十三、四日。
  (23)可参考章巽《法显传校注》第2页。
  (24)据汤用彤研究,法显南下曾在彭城滞留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0页。)以此,法显南下,并非径至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而是多有停留。
  (25)《出三藏记集》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第119页。
  (26)《出三藏记集》卷一四,第542页。
  (27)《出三藏记集》卷一四记载:“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见第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