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远公话》看早期话本的文学渊源
来源: | 作者:郑晓江 | 发布时间: 2018-05-30 | 623 次浏览 | 分享到:

《庐山远公话》产生于唐代,是现存最早的话本之一。其宋开宝五年(972)写本,千百年来默默埋藏在敦煌,直至二十世纪初,随着藏经洞的开启,才大白于天下。《庐山远公话》的发现带来的兴奋是非同寻常的,刘铭恕先生说:“此为远公古传,说者谓如《庐山莲宗宝鉴》所指《庐山成道记》伪簒慧远神变等事,向来以其必非出自古记,但今以本卷证之,知远公七狂中所谓:出庐放浪白庄三十年,不应晋帝之召,为崔相公家奴,臂有肉钏等神变故事,并早已脍炙人口,宁得谓为晚出。抑考此远公传,以体近小说,命名为‘话’,亦犹李娃小说之命名为‘一枝花话’,此亦考证小说史者之宝贵资料。”?流行于元代的《庐山成道记》故事和繁荣于宋代的“说话”艺术,都因此话本的发现而得溯其源,在这个意义上,《庐山远公话》解决了中国小说史上长期悬而不决的一些问题。不仅如此,从这部话本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因缘之扣,它们不仅关涉到话本和后世文学的传承关系,还揭示着话本本身的文学渊源。带着这个目的来读《庐山远公话》,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俗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虽然在草创时期,《庐山远公话》已是典型的话本,曲折的情节,丰富的内容,都为了讲述的目的,结撰为一个生动的故事。故事为佛教题材,有宣传佛教教义的目的,因此,《庐山远公话》的第一大因缘,是与佛教有关。佛教的思想和情感,渗透在话本的内容和形式之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讲述成道历程,这是故事的第一主题远公的成道历程,是在“修行——得果”、“欠债——偿债”、“受记——往生”这样典型的佛学框架中进行的。话本讲述了庐山远公从出家到得道的曲折历程。其中最重要的磨难,是远公因前生为保见,欠下宿债,今生为奴来偿还事。佛教的今生须偿宿世债的思想,在此化作故事的结撰方式,成为《庐山远公话》的主要情节。
(二)念经感应,这是故事的主要线索。慧远带着一部《大涅槃经》往庐山修道,念《涅槃经》而感得山神为造寺,又因讲此经不能悟众而誓作经疏;后此疏抄被徒孙道安带去东都开讲慧远被贼人白庄掳去,不忘念经,感得阿閦如来受记;慧远念经引得白庄厌恶,被卖于东都崔相公处;又因他念经,为崔相公所异,成为崔相公亲随;崔相公在福光寺听道安讲经,在他的帮助下,慧远入寺听经,和道安就《涅槃经》义难问辩争,由此揭开身份,解脱宿债,惊动天子,供养大内,功成身退,应阿閦如来前约,回归庐山,证得大道、故事情节在慧远一次次念经中展开。念经感应是一种重要的佛教思想,但在《庐山远公话》中,它更是话本结撰中不可或缺的线索,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师徒斗法,这是故事的第二主题。它套在远公成道历程的总体框架之中,与第一主题相呼相成而不杂乱。和师徒斗法的主题相对应,是故事的次要线索:一部《涅槃经疏钞》的来龙去脉。《涅槃经疏钞》是慧远为“卒牾众生”?(刚刚开悟的听法人)能听懂深奥的《涅槃经》所制,被徒孙道安带去东都开讲,大获声名。听道安讲经须纳钱一百贯,只有富人才能入内,慧远其时沦为下贱,不能入寺听讲,大感不平,在崔相公的帮助下,他进入寺中,与道安斗法、斗法的内容,是“一阐提”辈有无佛性、佛家讲“一阐提”,本是指不敬佛法,无有信根,破坏三宝之人,《庐山远公话》中,“一阐提人”引申为下层民众的代名词,对“一阐提”辈有佛性否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佛法是否能平等对待众生的争论,反映了话本产生时期(唐代)佛教内部的思想斗争。慧远处在家奴的身份,持论一阐提人能够得道,最终大获全胜,说明在唐代佛教思想斗争中,宣扬众生平等,重视发展普通民众的思想占据了上风。《庐山远公话》是一个话本,所谓“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其特点是讲故事。这和宗教宣传不同。其中即使有对宗教教义的宣扬,也主要是包含在故事的主题和情节中而非直接的宣传。佛教思想、佛经故事、佛教史故事,在《庐山远公话》中,已化为结构情节的因素,成为故事的有机成分。从总体上看,《庐山远公话》在线索的布置、情节的安排上,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且思想深刻,条理清晰,作为早期的话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如前所述,作为讲故事的底本,《庐山远公话》中佛教的痕迹,大半已化入故事的情节与思想主题里。但也有例外。如话本中,崔相公听道安讲经后,为阖家大小说“八苦交煎”。此“八苦”之义,不比一阐提义,本非结构故事的必需成分,然崔相公从第一苦说到第八苦,本本源源,略无删节。在故事的讲述中,似乎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它不是来讲故事,而是来讲经的。这段讲经,如李昊先生所说:“实际上就是说话人运用讲故事的形式,间接向听众介绍经义,宣扬佛教。。但它实是早期话本尚未脱离讲经影响,艺术未完全成熟的表现,而非如李昊先生所说的善用接受美学的成果。在整个话本的结构中,这段讲经是一个异质的存在。然而正是这种异质的存在,可以指给我们话本起源的蛛丝马迹——说话的中间,有某种讲经的残留。唐代的讲经,不止一种方式。我们且看这段讲经,是如何讲来。
在话本中,崔相公转述道安所讲“八苦交煎”,其依据是《大般涅槃经》。不过《大般涅槃经》中虽有对“八苦”的阐述,却与崔相公所讲大异其趣。如“爱别离苦”④,《增一阿含经?四谛品》作“恩爱别离苦”,指恩爱者别离之义。这也是“八苦”说最普遍的表述法。而在《大般涅槃经》中,所谓“爱”,是指一种分别校计之力。在不善的方面,它是苦之因;在善的方面,它是灭之因。经云:“因缘所谓集者,还爱于有。”⑤准此,《大般涅槃经》对“爱别离苦”的表述为:
何等名为爱别离苦?所爱之物破坏离散。所爱之物破坏离散亦有二种:一者人中五阴坏,二者天中五阴坏,如是人天所受五阴分别校计,有无量种,是名爱别离苦⑥。因为是“还爱于有”。爱于“所爱之物”,为“人天所受五阴分别校计”,故此苦在经中,为“一切众苦根本”,⑦《大般涅槃经》对八苦的阐释,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建立。八苦中,“生为五阴之本,爱是众结之本”。⑧五盛阴是众苦之总名。对八苦的阐说,极具哲学思辩性。 
《庐山远公话》中,崔相公讲《大般涅槃经》中之“八苦交煎”,将“爱别离苦”处理为“恩爱别离”苦,显然与经文有异;又其它诸苦的解说,亦不似《大般涅槃经》中充满事数和哲学思辨,而是举以生活中的事例,通俗易懂,对佛教原理,有简单理解的趋向。如“五阴苦”,五阴者,本指“色受想行识”,崔讲中只从色这一层面立论,对各苦的解释,亦皆如此。其实崔相公所讲八苦,非取自《大般涅槃经》,而是从两部经典:《佛说五王经》和《佛说父母恩重经》而来。且看崔相公说“生苦”。
生苦者,生身托母荫在胎中,临月之间,由(犹)如酥酪。九十日内,然可成形,男在阿嬢左边,女在阿嬢右肋贴着,俯近心肝,禀气成形,乃受诸苦。贤愚一等,贵贱亦同。慈母之恩,应无两种。母吃热饭,不异镬汤煮身;母吃冷物,恰如寒冰地狱;母若食饱,由(犹)如夹石之中;母若饥时,生受倒悬之苦。十月满足,生产欲临,百骨节开张,由(犹)如锯解。直得四支体折,五藏疼痛,不异刀伤,何殊剑切千生万死,便即闷绝莫知。命若悬丝,不忘(望)再活。须臾母子分解,血似屠羊,阿嬢迷闷之间,乃问是男是女。若言是女,且得母子分解平善;若道是儿,总忘却百骨节疼痛,迷闷之中,便即含笑。此即名为孝顺之男。若是吾(五)逆之子,如何分免!在其阿嬢腹内,令母不安,蹴踏阿嬢,无时暂歇,忽居心上,忽至要间,五脏之中,无处不到。十月满足乃生,是时,手把阿嬢心肝,脚踏阿嬢胯骨,三朝五日,不肯平安从此阿嬢大命转然,其母看看是死,叫声动地,似剑剜心。兄弟阿嬢,莫知为计,冤家债主,得命方休。既先忍子,还须后死,既此为“生苦”。⑨
此言“生苦”,与《大般涅槃经》复杂的名理思辩不同,是夸陈述出生时身体的痛感。这段描述,本于《佛说五王经》:
何谓生苦?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并受中阴之形。至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脔。五胞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体。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挟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不?诸人咸言:“此是大苦”⑩。
可见,话本所讲“生苦”,在“十月满足生产欲临”前,即本于《五王经》;而从生产时开始,话本一变经中对婴儿“生苦”的描写为对产妇“生苦”的描写,这是有违于佛教对生苦的定义的。佛经中举凡提到“生苦”,皆是指被生者之苦,而非指生者之苦。此处“生苦”,一转而诉说产妇之苦,这是佛教遭遇中土孝道观念造作伪经后的产物。隋唐时期流行极广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即为话本中八苦说之另一本。佛言父母恩德,中有“临产受苦恩”云:
阿嬢怀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擎重担,饮食不下,如长病人。月满生时,受诸苦痛,须臾好恶,恐畏无常,如煞猪羊血流遍地。受如是苦,生得此身⑾。
本于此,崔相公讲“生苦”,羼入产妇之苦,细心体贴产妇的心理,对人间儿育女的真实场景作生动描写。将父母恩重思想羼入八苦说,还见于“远行忆念恩”之于话本中“爱别离苦”,“为造恶业恩”之于“怨憎会苦”的阐述。不取《大般涅槃经》而取《佛说五王经》,自是为它通俗易懂;而《佛说父母恩重经》更是以中土思想为佛教加入孝道内容的伪经,是佛教义理和民间思想的混合的产物,为大众所喜闻乐道。整个“八苦”的讲说,避开了抽象的玄理思辨,几乎全落实在现实生活的实际苦痛上。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现实和理解水平来讲经,故能起到感发人心的效果。

 这种讲经即是唐代流行的“俗讲”。《资治通鉴?唐纪?敬宗纪》:“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淑俗讲。”胡三省注云:“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⑿所谓“俗讲”,与“僧讲”相对,是对俗人而非僧人讲经。对俗人讲经的目的,是为了普及佛教,也是为了邀布施;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为善诱导。谈空论有对普通民众并无吸引力,善诱导者,往往是说地狱以畏之,陈天堂以悦之,贴近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往往需要随机应变的创作才能与绘形绘色的表达能力,而不必遵从经典。《庐山远公话》中,崔相公对“八苦交煎”的讲解,正是唐代俗讲的一个样本。这样的俗讲虽然比僧讲生动,但还是以宣扬佛教教义为目的。俗讲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地倾向于故事的讲述,从而发展为变文和话本。《庐山远公话》中残留下的这段俗讲文本,是俗讲尚未变为说话的早期形态。它的存在,暴露了话本和俗讲的传承关系:它是话本的作者食古不化,未能充分化解掉的文学渊源。 

崔相公所讲《涅槃经》,是从道安处听来。而道安讲《涅槃经》,是仗着有师祖慧远的《涅槃经疏抄》在。道安讲经既为俗讲,慧远的《涅槃经疏抄》,也决非真正意义上的解释经文义理的疏抄。真正的疏抄之作,如今存梁宝亮《大般涅槃经集解》、隋慧远《大般涅槃经义记》!隋灌顶《大般涅槃经经疏》等作,皆是探究经文义理的义学之作,玄妙高深。而话本中慧远之作疏抄,是发现一个老人前后听法来一年,尚听不懂经中之义,“何况卒牾(悟)众生”⒀,是诱俗之作。疏抄的内容,睹崔相公讲经即可窥得。这是什么疏抄?笔者以为,此疏抄,即为僧人俗讲的底稿(所谓“讲经文”是也)。僧人对俗人以俗义讲经,并留下底稿,其源起于“唱导”: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⒁。
唱导是一种宗教仪规,亦是一种讲经方法。其目的,除在中宵疲倦,振作精神外,便是启悟大众。因其目标为悟俗,故多通俗,在佛经的基础上,多导师自己的创作。以此为发端,佛教便有了俗讲,其流传的底本,即为“讲经文”。历史上的庐山远公(慧远)正为唱导的祖师。《庐山远公话》中,《涅槃经疏抄》是慧远创作的一部俗讲底稿,其徒孙道安凭此稿讲经,就是俗讲中“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的情况,难免“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不是祖师爷的对手。慧远一声高喝:“谁家章疏,演唱真宗”,胜负便见分晓。这个故事很有象征意义。从作用于诱俗的唱导底本开始,讲经文开始偏离正统的经文,渐渐向俗文学演化,其流传文本因之具有极高的价值。“谁家章疏”的问题,不仅关涉到佛徒的归宗认祖,亦关涉到文学的归宗认祖。《庐山远公话》讲述了一部讲经文——《涅槃经疏抄》来龙去脉的故事,从文本渊源的角度,我们亦不妨把它看作一段话本自身的寻根历程。

◎本文为“四川大学哲学社科研究青年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商务印务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50页,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
《庐山远公话》,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斯2073,第15册,第69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李昊《试论<庐山远公话>的艺术手法与构思》,载《新国学》第2卷,第276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
④《大正藏》第2册,第631页。
⑤《大般涅槃经》卷13,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⑦《大般涅槃经》卷12,第64页!第67页。
⑧[梁]宝亮等《大般涅槃经集解》,《大正藏》第37册,第482页。
⑨《庐山远公话》,《敦煌宝藏》第15册,第702-703页;校勘参考项楚先生敦煌文献学课堂笔记。
⑩《大正藏》第14册,第796页。
⑾《敦煌宝藏》,伯3919,56,第132册,第146页。
⑿[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鑑》第17册,第7850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⒀《庐山远公话》,《敦煌宝藏》第15册,第698页。
⒁[梁]释慧皎《高僧传》,第521-52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