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师与桓玄的博弈
来源:《净土》杂志2010年第三期 | 作者:作者:耀川 | 发布时间: 2018-05-29 | 1542 次浏览 | 分享到:
    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是著名的佛教高僧,是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领袖。而桓玄则是东晋政治中的风云人物,并一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整个东晋的朝廷,并颁布了一系列对佛教不利的政令。为此,慧远大师曾多次写信从理论上维护佛教的地位,他们二人的交锋反映了宗教对王权的抗争。桓玄的政治权力意味着他可以通过一纸政令就让佛教遭受灭顶之灾,而慧远大师的辩护却有理有据,又使得桓玄无法为所欲为。仔细考究二人的交往论辩,对了解魏晋时期佛教与世俗政权及儒、道文化的关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一次——对话
    慧远与桓玄的第一次对话是在庐山。当时桓玄还是一个略有势力的军事将领,他在征讨对手殷仲堪的时候,路过庐山。因为慧远大师在当时已经名闻天下,而且曾经与殷仲堪在庐山有过交往,所以桓玄很想见识见识,其实也是想利用慧远大师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以为自己是个将军,很了不起,所以,下命令让慧远大师出虎溪来迎接他,其实隐含着要责问慧远大师与殷仲堪的关系,想以此来威吓大师。慧远大师面对这样一个乱世军阀,没有半点畏惧之色,托称自己有病而坚决不出山去迎接他。这时桓玄并不死心,于是想亲自上山来给慧远大师一个下马威。据《高僧传》的记载,这个叱咤沙场的将军一见到慧远大师,立即就被大师的威严给镇住了,主动向法师行礼。在气势上就输了一招。但既然来了,总不能如此灰头土脸地回去呀?所以,他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问难拿了出来。他问慧远大师:“不敢毁伤,何以剪削?”这是《孝经》里面的话,《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思是人的身体,头发等都是父母给的,不能随便损伤。以此来质疑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发。但他不知道慧远不但是佛学大师,也是儒学大师,小的时候就对四书五经等经典通达无碍了,因此,慧远大师毫不犹豫地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连桓玄自己也不得不称赞此答为“善”。
    这一次对话,一下子把桓玄镇住了,准备好的其他问题统统被吓回去了。相反,他见慧远大师如此厉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想求大师帮他“算算命”,帮他看看这次出征能否胜利。佛教是最反对乱用神通的了,而且佛家以慈悲为怀,杀生为第一大戒,怎么能评论战场之事呢?因此慧远大师并不回答他的问题。但桓玄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无奈之下,慧远大师作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有些大胆的回答,他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无他。”也就是说,希望桓玄和他所征讨的对手都平安无事。当着一方主将的面,而说希望对方的主将也平安无事,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慧远大师的勇气来自于对佛法的坚定信仰,始终以慈悲不杀为本怀,即使自己会因此而有生命危险,也绝不向世俗的力量妥协。
    因此,在这第一场对话中,主动出击的桓玄大败而归。不但没能借慧远大师提升自己的地位,反而让大师的严词厉语轰下了山。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师渊博的学识及刚正的精神,但也是因为桓玄在政治上还没有足够的势力,而当他取得政治权力的时候,强势者的天平就开始向他那里倾斜,他在博弈中就逐渐占据了主动。
    第二次——论辩
    这件事情没过多久,桓玄终于迎来了自己政治权力的顶峰,他通过一系列军事征伐,最终控制了东晋朝廷。而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慧远大师去辅佐他。据《高僧传》载:“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踰丹石,终莫能回。”据此来看,好像是经过第一次的较量,桓玄觉得慧远很厉害,是个人才,希望他能还俗来辅佐自己。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其中。因为桓玄刚刚控制东晋朝廷,外面还有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地位并不稳定。而慧远大师是当时的名士,而且与众多东晋的大族士人都有来往,在东晋的上层人士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慧远大师还俗做官,成为桓玄的幕僚,出谋划策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桓玄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因此,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圈套。慧远大师当然没有中计,而是写了封信,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慧远大师在信中说:贫道已乖世务,形权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虽复沐浴踞傲,奈疑结何。一世之荣,剧若电光。聚则致离,何足贪哉?
    意思是自己出家,是想救度沉沦于六道的众生。在朝廷当官虽然挺威风,但能断得了烦恼么?人生短暂,有什么可贪恋的?这表明了大师出家修道的坚定信心。在这封信的最后,大师还不客气地把桓玄与魔王相比,说:“檀越信心,幽当大法所寄。岂有一伤,毁其本也。将非波旬试娆之言辞?”言外之意,如果桓玄一意孤行,那就是承认自己是个魔王。桓玄不但没得到半点便宜,还差点儿落了个魔王的称号,在与慧远大师的第二次交锋中又败了下来。但这次由于桓玄政治地位的提升,明显占据了主动的地位,他所针对的已经不单单是慧远了,而是整个佛教界。因此,慧远大师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言词显然比第一次要委婉一些。但二人的关系仍然是很紧张的,这从大师以楚厉王、波旬等形象来暗喻桓玄就可以看出来。从结果来看,大师并没有出山做官,可以说是在二人的交锋中又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远比第一次来得艰难、勉强。原因就在于桓玄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将领,而是东晋政权的实际控制者,这种世俗权力的增强,直接决定了其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慧远大师要想取得胜利,不但要有刚直不阿、一心向道的志气,更需要充分的理论基础作为其论争的基础,如果说权力是桓玄的砝码的话,那么儒释道三教的学问就是大师在博弈中的杀手锏。在之后的几次交锋中,大师就是在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在为佛教的生存作艰苦的论争。
    第三次——论争
    慧远大师与桓玄最激烈的交锋是关于沙门礼敬王者问题的争论。桓玄吸收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在理论上实在无法与慧远相比,因此,他将这个问题提出,分别给朝中的大臣,让他们分别阐述沙门礼敬的问题。表面看是让大家各抒己见,其实,就是收集沙门应该礼敬王者的论据,以弥补自己的理论不足。桓玄把这些意见收集上来之后,专门派人送给了慧远大师,让大师作答。
    慧远大师在收到这些书信后,并没有马上作答。这也反映了大师的政治智慧,因为他知道,桓玄这个人并无意作理论的争辩,只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而且,面对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排佛者,理论上的争辩即使再精微,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慧远大师在等待时机,在等待着新的政治力量,这就是后来在南方建立宋朝的刘裕一系。元兴三年(404年)的时候,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开始举兵讨伐桓玄,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已经控制了建康朝廷,正在追击挟持晋安帝逃往江陵的桓玄。这时,桓玄手中虽还有部分军事力量,但其政治势力已经没有了,不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了。因此,慧远大师选择在此时发表他早已写好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沙门礼敬的问题做出全面的回应。这样,既可以表明自己与桓玄的对立关系,又可以赢得刘裕等人的支持,无形中就使“沙门不应礼敬王者”的观点成为讨伐桓玄的“统一战线”的共同原则。慧远大师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他巧妙地借助了政治派系的斗争,将自己放在桓玄的对立面,这样,就和刘裕等人是同一战线的人了。因此,既然沙门礼敬王者是桓玄提出的,而慧远大师提出了充分地理由对此进行了反驳,那么,慧远大师的文章自然就成了刘裕反对桓玄的又一有力的“檄文”,这样,沙门应该礼敬王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刘裕阵营的主张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桓玄败后,何无忌等人仍对佛教抱有敌对的态度,但他没有再就沙门礼教的问题进行争论,而是选择了相对不太重要的沙门袒服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大师恰当的选择《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发表时间所取得的成功。
    奠定佛教的中国化
    从这几次交锋的结果来看,慧远大师均赢得了胜利。但从其过程来看,却越来越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是缘于对手政治地位的提高、世俗权力的扩大,另一方面,还在于必须用大家所共同认可的道理来进行论辩。这就决定了慧远大师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论战的论据,而不能直接引用佛典。这显然是一系列不公平的博弈。但在宗教与王权的斗争中,这样的博弈规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从桓玄的一系列政令中,我们可以看到,桓玄其实是一个非常排佛的统治者,佛教能在这样的统治下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了与儒道相抗衡的地位,慧远大师的努力应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东晋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实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