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的说唱者和听众
来源: 《唐代文学研究》 1998年07期 | 作者:中钵雅量 | 发布时间: 2018-05-28 | 1014 次浏览 | 分享到:
    敦煌变文是在敦煌发现的,但是不能说那些作品都是在敦煌及其附近讲唱的。实际上,伯2292的《维摩诘经讲经文》卷末有一条记载说那篇作品在四川西部的寺院里抄写,由此可知,这篇作品大概是在四川讲唱的。可是除了这篇以外,很少有其他作品标明它的讲唱或抄写的地点。
    当然我们可以推测不少作品是在敦煌或敦煌附近讲唱的,因为敦煌附近的地名屡次出现在作品中。比方说,斯6551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卷头有“圣天可汗大回鹘国”的词语。向达在《敦煌变文集》(第477页)中说,这篇作品是公元9世纪以后在于阗国抄写的。那时于阗国为回鹘族所占领,所以称大回鹘国。《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以当地英雄的武功为主题,他们从吐蕃和回鹘手里恢复了敦煌一带。因此这两篇作品很可能是在这一带讲唱的。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其故事内容原来不是发生在敦煌一带的,但是作品里却牵强使用了这一带的地名。比如,《王昭君变文》里有“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的词句。这两句,好像说王昭君曾经通过酒泉附近似的。
    这样牵强使用敦煌附近地名的作品并不多,但如果再加上引用甘肃、陕西一带地名的作品的话,数量就多了。譬如说,《汉将王陵变文》中说,楚汉之争曾经以彭原(甘肃省)为战场,当时楚将钟离未去绥州(陕西省)茶城村,把王陵的母亲掳来。但是据《汉书.王陵传》,王陵的故乡却是在江苏省沛县。
    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故事原来是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可是作者却故意把主人公活动的地点移到长江以北。据《史记.伍子胥传》, 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时,经过昭关(安徽省)来到江边,一个渔父用船把他运到对岸。此后他染病,靠乞讨过日子最后到达了吴国。《吴越春秋》卷三里这些场面被改写成:
    伍子胥让渔父运到对岸后到达吴国,在溧阳(江苏省)靠乞讨过日子。他在濑水(流过在溧阳附近的河水)岸边碰见一个弹棉花的女子,从她那儿得到了一顿饭。为了不让追赶的人察觉他的行迹,伍子胥请她把碗筷收拾干净。那个女子为解除他的担忧竟投河自尽。
    《伍子胥变文》中也有伍子胥在逃到吴国的路上碰见一个女子的一段故事(细节上有些不同)。可是他碰上这个女子的地点却是在“颍水”,而这个女子也住在“南阳县”。《吴越春秋》里这段故事发生在长江流域,而《吴子胥变文》却把背景迁到河南。
    还有,据《史记.伍子胥传》,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伐楚, “与楚夹汉水而陈。……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凭这条记述可知,那时的主战场是汉水下游以南。但是《伍子胥变文》里,伍子胥所领导的伐楚军前锋却曾一时“至黄河东北岸”,而且吴军与楚军也曾经以河南的黄池交过锋。
    还有一个例子。《隋书.韩擒虎传》中有一段关于擒虎在伐陈战中奋勇战斗的记载,那一段里出现的地名几乎全是金陵附近的。可是《韩擒虎话本》记述擒虎伐陈时说,初次他是在河南进行作战的。
    《庐山远公话》的内容大略如下:
     雁门人慧远从小出家。有一天他痛感学道还不够,想要入名山修行。他携带着涅盘经,按照老师的指教,来到了江左的庐山。远公在庐山写作涅盘经的疏抄,向大众说经。强盗白庄袭击庐山时,远公被捕而成了奴仆。
    道安和尚通过远公的门生得到了远公所写的涅经疏抄,在东都福光寺讲经,获得了众多的听众。几年后远公被带到洛阳的人畜市场出卖,崔相公把远公买进他家。崔相公是一个赞仰道安的人,有一次,他在家里谈起他从道安那里所学来的教义。远公向相公申说那个教义不尽合理,于是崔相公让远公跟道安公开斗佛法,远公得胜了。从此远公上讲坛向大众说法,道安也听讲。朝廷请远公到长安进大内供养。过几年远公回到庐山,不久就圆寂了。
    慧远和道安的事迹在梁·慧皎《高僧传》等书中均有记载。 据《高僧传》,慧远生在雁门,年少时去许昌、洛阳游学。21岁时,上太行恒山当了道安的门生。以后他跟随着安避开战乱去襄阳。其后与道安分手,和几十个门生同往荆州住上明寺。后来他走向广东的罗浮山,半路到浔阳。他为庐山的清静景致所吸引,便寄身于当地的龙泉精舍。以后三十多年他不曾出山,83岁时去世了。凭着这个传记可知,慧远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庐山。洛阳不过是他年少时游学的地方,长安他没有过。因此我们可以说,《庐山远公话》将慧远所活动的主要地点从长江流域迁到北方的洛阳、长安,尤其是洛阳。
    上述作品都是企图将故事的背景拉到华北,或者西北地方。这大概是因为作品的说唱者和听众全是在这些地区居住或多次到这里旅行过,熟悉这一带地理的缘故。说唱者用起熟悉的地名来较为方便,听众听到熟悉的地名时也更感到兴趣。这么看来,虽然敦煌变文是在敦煌发现的,但我们应该把它看做这些地区总体产物。
    在唐代,从华北经过陕西、甘肃到西域的交通道路很发达,人和物资沿着这条道路往来频繁。比方说,诗人岑参两次去西域,高适也两次去河西地方。相反地,很多人也从西域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在长安或洛阳定居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桑原骘藏及向达论述得很详细(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如此看来,在唐代这些地区可能已形成一个大的共同文化区域。敦煌变文的每个作品都是在这些地区里的某个地点产生的。而它们都具有这些地区全体通用的普遍性质。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这些地区大体相当于后世的官话通用区域,人们能用口语沟通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敦煌变文不是敦煌这一小地方的产物,而是这整个大共同文化区域的产物。摘自《文学遗产》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