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俗崇敬的佛学大师——慧远
来源:文章来源:地藏莲社 | 作者:赵荣珦 著 | 发布时间: 2018-05-07 | 45 次浏览 | 分享到:

(洛阳市第一高中高级教师,洛阳老庄研究院院务委员)

  在中国佛学史上,慧远以一僧人身份,却移易了一代风俗。

  慧远堪称高行大德。淳厚敦让,凛然不同人群。卜居庐山三十余年,没出山境,却招来了国家重臣的殷仲堪,威震朝廷的桓玄,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强正无惧的慧义,“浔阳三隐”的陶渊明等均倾倒在他的袈裟之下。这正因为他的精神卓绝,至德感人的结果。

  慧远在佛教的发展与王朝发生矛盾时,高瞻远瞩,依时据势,据理力争,为护法,做出了卓越贡献,保持了匡庐一片净土。

  提婆的毗昙,觉贤的禅法,罗什三论,这三者成就了东晋佛学大业,能够在江南弘传,全赖慧远全力宣扬。一代匡庐玄风,震荡江南僧俗。

  一 学成洛阳 弘法庐山

  释慧远,本姓贾,后赵石弘延熙二年(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生于雁门郡楼烦县(今山西原平县),儒学世家。幼年时,爱好儒书,就出类拔萃。十三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当时,后赵石虎当政,力量强盛,大修洛阳宫殿,南北没有发生战争,中原平定。慧远少年时,就成为洛阳太学的学生,博览六经,尤其是精研《庄子》和《老子》两部道家典籍。

  慧远性格开朗,豁达大度,作风明快朗利,太学中的老儒师和高材生没有谁不佩服他的学识和德行。慧远二十一岁那年,打算离开洛阳,渡江南下,与江南名士范宣子共同商量良好的隐遁办法,不愿入世谋事。

  范宣子满腹经论,名闻当世,但他从小就羡慕隐居生活,学业成就后,没有进入过公门,就隐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山中,平时最爱好经术。

  慧远在洛阳求学期间,虽立志学习儒家经典,但由于同时接触并精通道家经典,于是就产生了隐居不仕的愿望。这种想法,因时局的剧烈变化,更进一步有所加强了。

  慧远二十一岁那年(公元354年),他的故国后赵己被鲜卑族的前燕国灭后二年,洛阳属于前秦国统辖。就在此时,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北征前秦,中原大乱,南路阻塞不通,渡江南行的愿望无法实现,只好北上。后洛阳为东晋收复。

  当时,原为后赵时的名僧佛图洽澄的弟子道安,在太行山恒山立寺弘法,僧众数百,远近闻名。于是慧远就带着弟弟慧持进恒山去拜晤道安,十分敬尊道安,说道:"真吾师呵!"住下来后,有一次听道安给僧众讲《般若经》,豁然启悟,感叹道:"儒道九流,都像秕糠一样的肤浅啊!"随后就和弟弟一起落发为僧,拜道安为师。

  慧远在恒山入佛后,常常以统领佛教事务、弘扬大法为己任。精研佛经,日夜勤勉,诵持精进,才思起群,深得道安赏识。道安曾多次对僧众们说:“佛教能在中国弘扬下去的,只有靠慧远了。”慧远二十四岁时,道安允准为经师,开始单独给僧众上课讲经了。

  有一次,慧远开讲《般若经》,有僧众对经中的"实相"义,提出疑问,慧远立即想到当年在洛阳求学时,自读《庄子》的情景,针对"实相"概念,就用《庄子》的意义来解释,听者洞然释疑。道安知道后特别高兴,还特地允许慧远用"俗书来解释佛经,这是佛经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道安此前极力反对。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格义"之争。

  此后,北方动乱不己,

  道安在恒山所领僧众己无法安居弘法,于是,辗转王屋山,稍事停留,便率众渡河,进住洛阳之陆浑山中。慧远兄弟随师数迁,生活极历艰难,但弘法立志依然如故。陆浑山高林密,清流洞邃,自古为高人隐遁之处。西晋文人郭文、胡昭,都是著名佛学家,先后都隐居陆浑山。

  慧远随僧众到陆浑山后,寻踪探迹,想求得二位高士的遗迹,以此来鼓舞僧志,尽管众僧穴居深山,饥食木果,渴饮清流,如此,生活达数年之久,而数百人之僧团,凝聚力之不减,弘佛扬法,著书立说之功不辍。这一切,都是有赖于慧远等人,宣传团结的协助才能。

  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前燕的大将慕容恪,南下掠夺洛阳,东晋守将陈佑放弃洛城率众奔退于陆浑。道安们的山穷水尽的佛教生涯被逼无奈,只好率四百僧众离洛阳南奔襄阳,慧远兄弟跟随僧团一道南下。

  到新野,为减少僧团负担,便于弘教,道安提出分张徒众,让释法汰率部分僧众渡江到扬州传教。慧远兄弟随师道安继续南下襄阳。

  慧远随师到襄阳。竺法汰南行到荆州突然患病,时荆州镇守桓豁久闻法汰名,特派人问疾,送药。在住下来治病时,听说沙门道恒荆州弘扬佛教般若学的"心无"说,纯属"邪说",命弟子昙一前去驳斥。辩论中,双方各执一词,不分胜负。恰在这时,慧远奉道安之命前往探望竺法汰疾病,听到辩论一事,表示愿意参加辩论。

  辩论会于第二天开始,慧远首先发言,一一驳斥了道恒"心无"说的要害。批得道恒理屈辞穷,哑口无言。众僧见慧远思维敏捷,言词锋利,洞彻经典,能击中要害,都十分佩服。"心无"之说,在荆州也就消声匿迹了。

  慧远陪师道安在襄阳弘法传道十五年。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坚派其子大将苻丕率十七万众直攻襄阳。道安打算撤离此地,以保安全。可是荆州东晋守将朱序坚决挽留道安。道安只好再次分张徒众,解苦僧团,各以其力去传教。临散前,道安一一嘱咐其弟子应如何以时行事。只有慧远只字未提。慧远见此情景,心生疑虑,急行前,跪拜道安面前说:"今将于恩师久别,只有弟子未蒙师训,内心甚为不安呵!"道安扶起慧远说:"你和别人不同,对于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而须要吩咐呢?"慧远深知师意,就这样恋恋不舍的告别了恩师,离开了襄阳。

  慧远同弟弟慧持带了数千名弟子南下,在荆州上明寺暂时安顿下来。打算同先行庐山的慧永一起再南下到广东罗浮山(今博罗县)久住传教。于是,慧远又率领这个小小的僧团继续南行。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时,久住庐山西林寺的慧永,邀他同住。慧远见此山清水秀,清静幽美,亦便住了下来。慧远后在西林寺之旁建龙泉精舍,居住修行。

  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慧永对江州刺史桓伊说:"远公正在弘法,现今徒众己多,而来访的更多,贫僧栖息之处,偏狭不能再容人了,你看如何?"桓伊接受慧永建议,便为慧远另建寺院。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寺成,因在西林寺之东,所以,取名为东林寺。寺的四面环山,南对于香炉峰,门前临虎溪,天下林壑之美尽在此处。

  慧远从此驻足东林寺,传教、修行和著述,影不出山,足不涉俗。率众弘法,早晚不绝,释迦教化,于此复兴。世间谨律息心的高士,绝尘倾佛的佛友,都不期而至,望风遥集。慧远热情迎宾送友,送客时,常以寺门前的虎溪为界,在东林寺,长住达三十八年之久,未曾离庐山寸步。

  慧远在庐山凝聚成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僧团,在这个僧团周围,还有来此经常听法修行的居士群,有号称"浔阳三隐"的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柴桑的陶渊明,还有新蔡的毕颖之,南阳的宗炳和张莱民、张季硕等。

  慧远听说天竺月支国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佛影",就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五月命人背山临流,开筑龛室,绘佛"光相",第二年九月作《佛影铭》开于石上,并使弟子道秉到建康(今南京)请谢灵运撰写铭文《佛影铭》并行刊刻。还有江州刺史孟怀玉,别驾王乔之,晋安太守殷隐,黄门毛修之以及刘遗民、张野、宗炳等这些名人为之撰写铭赞。

  二 情无取舍 高尚其事

  慧远隐遁东林,影不出山,似乎高踞匡庐,绝离尘世。而他结交的达官贵显,文人学士为历代诸高僧之冠。实际上,他时刻没有忘记他的恩师道安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教内外人事的往来,正说明慧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状态下,以及超人的智慧和能力来弘法传教。

  江州刺史桓伊,是西林寺慧永的好友,资助慧远创建东林寺,也是庐山僧团直接的保护人。

  桓伊死后,王凝之,(王羲之子)接任江州刺史。他出身天师道世家,为天师道徒,但于慧远有交往,于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与佛教居士,西阳太守任因之等为"檀越"(施主)赞助僧伽提婆在庐山为慧远翻译《阿毗昙心论》。

  慧远与江州刺史桓玄及其以后的历任者桓伟、桓石生、郭永之、刘敬宣直到何无忌都有密切的关系,与桓玄的过从更为密切。

  慧远还与东晋王朝其它人也有交往;荆州刺史殷仲堪、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甚至连晋安帝也致书信问侯。

  慧远在庐山的扬佛声誉遥震江北,后秦王姚兴对慧远更加钦敬,也曾经常致书请教于慧远。

  慧远所交的达官贵显,都是有高深的文化修养的,在玄学盛行的东晋时代,各种文化人都打上深刻的烙印,佛徒当然也不例外。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受任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的天师道徒殷仲堪,走马上任,路经浔阳时,因久慕慧远,便亲自登上庐山会见慧远,与慧远共临北涧,讨论《易》之本质内涵。

  殷问:"《易》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慧远答:"《易》的本质内涵是感应。"

  一语道出了天机。殷仲堪深深佩服,当面赞叹说:"远公识见高明,深不可测。"二人谈机十分契合。

  慧远与晋朝权臣、野心家桓玄的过从也很密切。就在桓主任江州刺史时,想扩大势力,攻打荆州史殷仲堪。在他途经庐山之时,派人邀慧远出虎溪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只好亲自入山相见,其部下告诉他,殷仲堪曾入山礼敬慧远,请他不要礼敬慧远。桓玄说:"那有这种道理,殷仲堪本是死人呵!"

  桓玄见到慧远后,不自觉地礼敬慧远;慧远出对他彬彬有礼。谈话中间,桓玄有意识地问:"《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毁伤,沙门为什么要削发呢?"

  慧远答:"《孝经》上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孝之终呵,沙门削发为立身行道!"

  桓玄立即表示赞同,二人谈话就投机了。

  桓玄又问到打仗的事,请慧远发表意见,慧远答:"愿檀越(施主)安隐,那么对方也就没有安隐了。"这话回答得两全其美。

  桓玄对左右说:"这是我此生没见过的人呵!"

  慧远在桓玄扫荡对手、具有"震主之感"后,有一天接到桓玄的书信,好言相劝还俗为官,信中说:"未知生,怎能知死,而使用权自己一生,形体精神困苦不堪,正竭力去追求死后的幸福,都可以说是浅见,不符合社会人生教化。迷途知返,离人生大道就不远了,可不三思?"

  慧远立即写了《答桓南郡书》一封信,坚决回绝,信中说:"一辈子荣耀,就像电光一样一闪一闪即逝,聚敛的结果就会走向分离的反面,怎么值得贪求呢!鼠目浅见的人,他们会迷惑呵。正是《道德经》上所说'下土闻道,大而笑之',真可称得上是迷而不知返呵!"桓玄接函后,即收回成命,不再动此念头了。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乘朝廷出兵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军时,占领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方。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皇帝下诏伐桓玄,桓玄立即带兵攻入都城,杀死司马元显,自称太尉,专断朝政,并以《与行属沙汰僧众教》诏令天下,进行清理整顿天下僧尼。但诏文中特称"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桓玄在诏令中,提到天下僧尼激增,寺庙竟相奢侈,出家僧尼有逃避徭役的,有犯罪出逃的,有游手好闲的,真是伤治害政,玷辱佛教,急待整治。

  慧远同意桓玄的整治办法,在所写《与桓太尉论科简沙门书》中并提出三种人--如法修持禅定的、能读经学法的、修建寺塔、造像、祭舍树的,应予以保护。桓玄采纳了慧远的建议,保护了佛教一定的利益。

  同年,桓玄的专政愈演愈烈之时,又提出了沙门应礼敬王者的问题,对此,特致书慧远,请慧远发表高见。慧远写了《答桓太尉书》一函,表明在家佛徒理应礼敬王侯,但沙门是脱离世俗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侯。桓玄又一次接受了慧远的建议,保持了僧俗的不同出世态度。

  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二月三日,桓玄废晋安帝,迁他到浔阳,自立为帝,国号楚,年号永始。他为了争取僧俗信众的支持,特下诏准允沙门不礼敬王者。

  元兴三年(404年)春,晋大将刘裕、刘毅起兵讨伐桓玄。此后不久,慧远依照《答桓太尉书》中的观点,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一篇文章,由序言和五章内容组成,系统的论述了沙门不理敬王者的理论和主张。

  元兴四年(公元405 年)何无忌从江陵护驾晋安帝回建康复位,途经浔阳,特派人上庐山问候慧远,慧远复信答谢,安帝又诏答致意,其中说:"愿望与法师谋面,法师主意足不涉外,又患疾未愈,只恨无缘了。"

  慧远不能与势不两立的政敌保持平衡关系。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首领之一的卢循,出身土族,范阳涿县人。慧远少年时与循父卢瑕同学,后与循也相互往来。卢循少时双眼有神,视人异常,且善书法和围棋。慧远曾开玩笑说:"你外虽潇洒,而内有不规之心"。孙恩死后,他曾一度投降朝廷,受命广州刺史。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乘刘裕北伐南燕,便起兵北上,杀死江州刺史何无忌,攻点豫章、浔阳。因慕慧远,特登山拜会,二人见面,高兴的畅述旧情,并且一早一晚还派人互致问候。僧徒对慧远说:"卢循是国之寇贼,与他交往这么深厚,能不值得人怀疑吗?"慧远答:"我佛法中,情无取舍,难道说不为高明者所认识?"他们的交往不是一年半载的友情。卢循任广州刺史时,曾派人给刘裕送赠益智(龙眼)粽,同时,也给慧远送粮送米和益智等。慧远特书致谢,说:"捐饷六种,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僧人也都分享了。"

  这年底,刘裕派兵追讨卢循,卢循败退南撤。刘裕占领浔阳,驻军桑尾,其部下说山上僧人慧远与卢循交谊深厚,刘裕说:"远公方外之人,一定对世俗间不分彼此。"并派人给慧远送去粮米。

  慧远与江东望族,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王谧,东晋大将王导之孙。因祖上有功,政治上享有特权,他曾为桓玄称帝出过力,桓玄失败后,受刘裕保护。由于王谧笃信佛教,在桓玄提出沙门应敬王者的问题上,曾几次上书表示反对。他对于佛经也颇有研究,曾多次给远在长安的高僧鸠摩罗什致函问法。对慧远也十分钦佩。与帝王默几次致书称师致敬。王谧曾致函慧远询问关于健康问题:"我年才四十七岁,而身体衰老跟六十岁的人一样。"慧远特回函安慰说:"古人不爱惜一尺大的璧玉,却重视一寸小的光阴,察看一下古人的情况,似乎不在年令长短。檀越(施主)既然顺从自然而把握性情,因佛理而驾驭心思,因此而推,又何必羡慕高寿呢?想此理你久己得到了,今特回复来讯。"慧远十分亲切地安慰王谧的感叹情绪。情深义长,跃然纸上。而王谧在第二年四十八岁就死去了。

  慧远与江东著名文学家,临州太守谢灵运友谊也至为密切。谢灵运,东晋大将军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以文章名闻江东。他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一见到慧远,便肃然起敬,心悦诚服。慧远为弘扬佛事,特在东林寺设佛影堂,详问外籍僧师所见佛像形象,便立台画像,并刻铭于石上。特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谢灵运作《佛像铭》以充刻石。

  慧远还与邻国国主友善并往来函赠,相当友好。北方的后秦王姚兴,十分钦佩慧远的德才,不断书函往来问候,并馈赠粮饷。又赠送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让左将军姚嵩献其珠制佛像。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在后秦刚刚译出《大智度论》,姚兴送给慧远一部抄本,并请作序。慧远据此书改作《大智论抄》二十卷,并作了序。

  慧远抱守"情无取舍"的处事哲学,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也不分贵贱士庶,儒释玄道,皆与其交往,从不厚此薄彼,这就是"方外之人"的处事态度。因此不但保存了僧团的弘法实力,也是他的声望永传后世。

  慧远佛学博大精深,常给人以深刻教诲,而向来不自满足,利用一切机会向学有专常的人、尤其外籍僧人探学求教。

  慧远与鸠摩罗什二人从未晤过面,都是因弘饮誉天下而彼此钦敬的。他们之间的书函往来,对开拓慧远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鸠摩罗什,西域龟兹国高僧,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东渡到长安。后秦左将军姚嵩将此事函告慧远,第二年慧远派弟子昙邕致函鸠摩罗什,表示敬意,并赠以袈裟和漉水囊(一种法物)。鸠摩罗什即致函答谢。

  后来,慧远听说鸠摩罗什要回国了,慧远致书敬意,并深表遗憾,还提出十几条佛学问题,请予以回答,又报偈诗一章,其中有:

  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

  来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以示挽留。后人把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关于佛学问答十八章编为《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或作《大乘大义章》)。

  慧远对鸠摩罗什的弘佛事业尤其是对译经活动给予以全力帮助。罗什在长安译出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大乘经典,最初,只流行于关中地区。后来,慧远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经典传到江南。为佛教事业作出了贡献。

  慧远对长安的译经事业十分关心。西域僧人弗若多罗在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诵出《十诵律》,与鸠摩罗什译为汉文。但译到全律三分之二时去世,只好搁置。第二年西域僧人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听说他善律学,并携有此本,就立即致函,恳请他把《十诵律》译完。后来,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合作译完此律。此律亦流传到江南。

  慧远为了丰富佛经,特请己经到洛阳译经的著名律学大师僧伽提婆到庐山译经。提婆在庐山译出禅学经典《阿毗昙心论》四卷和《三法度论》二卷。后与僧伽罗叉译出《中阿含经》、《僧一阿含经》等。

  慧远还请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罗大师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

  慧远把僧伽提婆的《毗昙》学论和佛陀跋陀罗的禅律学介绍到江东,这些佛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慧远奉大乘,从不奉禅学和小乘学,但他没有门户之见,而为了完整地宣传佛教思想,所以才弘扬禅学和小乘学。

  三 身体力践 弘经扬典

  慧远久住庐山宣扬佛教的法门,就是给佛徒们灌输经典内容,只有这样,佛教才能继往开来得以发展。

  在庐山,慧远特设讲经台,亲自登台讲经,不遗余力。他讲的经典教本,主要大乘派的《般若经》、《法华经》和《涅盘经》等。

  慧远在讲经时,尽量注意到僧员的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尽量满足僧员的求职欲望。尽管如此,总是有少数个僧人听不进去或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慧远讲经时,有僧员打盹,他发现后,自歉地对僧员们说:"我以桑榆之光,来照大家,但希望大家以春日朝阳,共放光明!"勉励之后,仍继续高声诵讲。全体僧员无不深深感动,无不肃然起敬。此后,再没有发现讲经时打瞌睡了。

  慧远还把与方外之人,或佛教居士的接触交谈,看作是弘佛的最好机会,这本身也是传道授业的最好过程。彭城的刘遗民是居士,自幼读百家书,也喜欢研究佛理,曾任宜昌、柴桑二县县令,后隐居庐山,与慧远有深交。他从僧人道生得到僧肇作的《般若无知论》,立即送给慧远,二人并深入讨论。刘遗民还写过《释心无义》一书,即受慧远的影响。

  慧远还指导过儒学大家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雷次宗是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拜师慧远,立志好学,尤其是精研《三礼》、《毛诗》。宗炳,南阳涅阳(今南阳镇平)人,精通儒学,终身不作官。慧远曾为他们二人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写了一部《略注丧服经传》和《毛诗序义》二卷,都得益于慧远的帮助。雷次宗后在建康(今南京)开馆授徒讲学,并为皇太子讲《丧服经》。宗炳受教后著《明佛论》,讲三教合一的神不灭论。周续之,雁门郡人,与刘遗民、陶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以通《礼》、《毛诗》、《公羊传》闻名,又通《老子》、《周易》,后入庐山拜师慧远。儒者戴逵著《释疑论》呈慧远,慧远把此书交给周续之,周续之作《难释疑论》来答辩,慧远最后作《三报论》,使这一辩难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慧远的佛学与品行还打动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县令的陶渊明。陶渊明,"浔阳三隐"之一,柴桑人。与慧远为方外交,二人感情相当深厚,他不像刘遗民住庐山拜师慧远,又不像周续之隐庐山与慧远有往来。陶渊明只是登庐山会慧远。慧远曾郑重招渊明,渊明明确表态,不愿住庐山加入其僧团。有一次,渊明登庐山去会慧远,到了寺外,一听见钟声就返回山下。又有一次,慧远送渊明下山,一路谈兴正浓,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被慧远所豢养的一只大老虎喝住,宾主相视大笑。后世有人据此画了一幅《三笑图》,传为佳话。陶渊明虽与慧远深交,二人也能谈得来,但在哲学观点上,陶渊明曾作《形影神》诗来回答慧远的《形尽而神不灭论》的看法,表示不予苟同。

  慧远在佛学方面之所以有高深的造诣,主要来自他丰满的学问。慧远游学洛阳,博综六经,尤通《老》《庄》,随道安出家后,又研究般若学,在庐山从僧伽提婆学毗昙,从佛陀跋陀罗学禅法,又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书信往来,研讨佛学,还读到罗什的译作《大智度论》。慧远兼学佛教大小乘,更善儒道群书,尤精《毛诗》、《三礼》和《丧服经》。可以说,慧远的学问,是从儒家出发,中经道家,最后归依佛教,他仍然认为佛教可以广泛吸取百家学说,他的著作就融会贯通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容。

  慧远的著作很多,有论、序、铭、赞、诗、书等,总集为十卷,共五十余篇。这些著作,丰富了佛学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

  慧远博大精深的学识和独立严谨的学风,对受学的弟子们和方外的居士影响很大。在他的治学精神鼓舞和指导下,三千多弟子大多学有专长,多才多艺,对佛教的弘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慧持,慧远胞弟,同师道安,同住庐山,曾校订《中阿含经》译稿,曾给豫章太守范宁讲《法华》、《毗昙》二经,后入蜀传教,蜀郡佛学界皆望风钦敬。

  僧济,是大小乘佛经和世俗典籍,都熟读在胸,并能融会贯通,三十岁后,即到城镇宣讲佛经。法安,既擅长戒行,又能讲说众经,还兼习禅业。道祖,学业特别精进,撰成《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等。对佛学目录学贡献,后来到建康讲经,权臣桓玄常住观听讲,称他为后来居上。

  慧要,精通经、律,而且善创造发明,曾在泉水池中立十二叶荷花,靠水流转动,表示十二个时辰,相当准确,解决了山中计时问题,又曾制作木鸟,能飞行几百步远。

  僧彻,博览众经,尤通〈般若〉,还善于赋诗。

  昙诜,注〈维摩诘经〉,并著〈穷通论〉等,总之,慧远的弟子中,有的义解深明,有的匡拯众事,有的戒行清高,有的禅思深入,并闻名当世,传业于后。

  四 调协三教 创新体系

  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内通经理,外善群书的一位佛学大师,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

  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起,就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开始与方土道术结合,以达祠祀求福的目的,继而与玄学清谈相结合,也是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需要。而慧远使佛教全面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融熔在一起,从而开拓了佛教发展的新时代新局面,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儒教,是中国王权政治学说和论理道德的理论基础,也是精神支柱。而佛教与儒教的思想内容,原本不能相容,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就是调和的结果。而到了慧远,这种调和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道教,是与佛教东来前后而产生的本土宗教,源远流长。佛教初传,依附于道教,得以存在。继而逐渐分离,后虽相容调和,但不断在相斗中求法展。而慧远高瞻远瞩,借道教经典内容,来充实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

  慧远在庐山传教修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协调政教关系。

  晋成帝成康六年(公元340年),辅政大臣庾冰下诏沙门应敬王者,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行跪拜礼。但遭到了以尚书令何充为首的信佛的朝臣的反对,经过朝中礼官,博士的评论和辩论,意见不一,只好搁置不论。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为慧远住居庐山的第二十四年,桓玄控制住朝政大权后,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明文〈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并给六部尚书和尚书令,仆射(合称"八座")写了〈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限定八日内议定下来,虽然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反复上书反对,但八座最后被迫同意,桓玄派专人将这些文件送到庐山慧远处,敬请慧远提出一些意见。

  桓玄提出沙门应敬王者的理由,是据〈老子〉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就是说,王侯比拟于天地二仪,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品德,,能够孳生,资助万物的生存和成长,沙门为万物之一,当然亦蒙受王侯的恩惠,因此沙门按情,理应礼敬王侯。

  慧远面对此情此景,依然 牢记恩师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训示,桓玄虽不是国主,但是以国主的口气下令的,并且依据情势,迟早要成为国主。为此,不能明目张胆的违抗,但也不能就此妥协罢休,依从了事。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应付当前的形势,在悲愤中冷静下来,闭门谢绝,罢教下坛,一连几个昼夜写下了《答桓太尉书》的五组短文,发表了自己维护佛教的态度与沙门不敬王者的理由根据。

  慧远急中生智地表示了高见:佛徒可分为在家居士和出家修行两种人,在家居士应与世俗协调相处,应尊君敬亲,讲究忠孝,并强调说服经中也有规定这样做。就这样,慧远便巧妙地把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法观念揉合在一起了。

  但是,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僧人信奉的教义是"身"为"苦"的来源,人的一切"苦累"都是来自"有身",所以,僧人们不把"存身"作为消除"苦患"的条件。说明白一点,人的"身",来自"生","生"来自阴阳二气。既然僧人们不是把重生,顺化作为目的来追求,当然也就无须对"天、地、君、亲"的恩德,以礼敬作为报答了。慧远作了圆满的回答。

  桓玄接到慧远的答书后,完全同意慧远的意见。一年后,桓玄篡位,为了取得佛徒的支持,立即致书慧远,不再让沙门礼敬王者。桓玄称帝失败被杀后,慧远将《答桓太尉书》等文,整理成《沙门王敬论》一书。

  慧远这次佛教与王权的关系辩论,以胜利告终。佛教自西晋后赵西僧佛图洽洽澄起就直截干预王朝政治,其徒道安,就力图这样做,让佛教作王权的工具,其徒孙慧远则把佛教的这一职能向前推进了。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大辩论,也反映在佛教与名教的关系上。慧远的观点来自儒道,但由于斗争的需要,慧远结束了从东汉以来,佛教教义主要同《老》《庄》的结合,转向同儒教的结合。儒教的许多基本思想被系统地组织到佛教的教义中。最显著的是把儒教的"礼"的观念引进到佛教的教义中。

  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江州刺史,镇南将军何无忌撰写了一篇《难袒服论》,对沙门袒服(穿袈裟,袒右肩)表示疑义。佛教沙门袒服原与天竺天气有关,是外来僧人治习天竺风俗。佛教传入后,汉僧也如此穿袈裟,成为出家人的标志。然而按中国的礼制,表示吉庆以左边为上,表示凶丧以右边为上,所以,何无忌才有此疑议,来责怪沙门,如此袒露右肩,象征凶丧,实不可取,应从属于中国传统礼制才对。

  慧远对此责难,立即写了《沙门袒服论》和《答何镇南书》,说明了沙门袒服的理由。但慧远的解释内容。从佛教的经传中都查不出来。慧远说,袒服是天竺的"国法",是对尊者敬重,对天神虔诚的表现。儒教圣人制定左吉右凶的礼制,是根据世人爱生怕死,好进恶退的本性,而沙门出家修道,本身就是抛弃荣辱,违反世俗生活礼制的,所以,佛教与世俗以左为贵的礼制不同,因此右袒。

  慧远从容不迫地用儒教的礼制思想来论证沙门的右袒 道理,维护了沙门这一不成文的僧人服式。慧远就是这样,顺从形势,依据需要,把儒教思想补充到佛教论说之中,调和了佛儒矛盾,发展了佛经理论。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释"殊途同归",儒、释、道"三教一源"之说都来自慧远。

  慧远在庐山传教扬法的过程中,融汇中外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创建了一套新的佛教宗教观念和体系。

  慧远的"神不灭论"。慧远认为"出家"者以"方外之宾"自居,"以弘方外之道"为自任。在这个天地之外,一定有一个"方外"世界,这个"方外"世界就是神世界。神世界可以说是悠幽空远,神道精灵微妙,人们可以依理推寻,但难以寻个究竟。《庄子》说得好,天地之外,不是不可说,但越说越错;天地之内,不是不可辩,但越辩越疑,〈春秋〉之作,不是不可议,但越议越乱。这就是人们的身、耳、目的认识有限的原因。这个认识有限以外的世界就是"神国",通过"念佛三昧"就可到达。慧远认为这是消除一切世俗认识活动的首要条件,能形成见佛的特殊认识活动,现观气象万千的佛国,闻见到正常耳目所不能触及的境界。鉴于这种认识,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七月,慧远率弟子一百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立誓,发愿修习佛教,超脱轮回,以达"神界"。这个神界就是西方的净土,到了这里就可达到涅盘境界。佛教涅盘的基本念含义,就是指息灭了一切烦恼所达到的神秘精神境界。慧远所称的涅盘为"神界",则不见所有外来经典。

  慧远的"神界"(涅盘)之说来自道家。他说"经称泥洹不变,以化尽为宅。""化尽"指己摆脱生死轮回的束缚,"生死"是"神"的累赘,一旦生从死中解脱,"神"即处于神秘直观状态,不再被周围环境所缠扰,那就是涅盘。慧远直接引用道家著作〈庄子〉和〈文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把道家的"形有靡而神不化"改称为"形尽神不灭",而"形尽神不灭"有神论,是慧远全部宗教观念的奠基石。

  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因果报应之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外来的佛教中也讲,但经过慧远的提倡和解释,赋予了新的含义。《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易传》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佛教因果报应论引进中国的思想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庆"、"殃"只传子孙不传个人。慧远认为罪恶、福气的应验,只在自己的感受,感受如此,就叫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我"。这就开创了佛教的自感自应,自作自受,罪福全从自己思想行为中来,并且有经过轮回可以增减罪福。后来,社会上流传一副对联,就是对慧远这种观点思想的最好注解:

  为善必昌,为善必昌,先人必有余殃,殃尽则昌;

  为恶必灭,为恶必灭,先人必有余德,德尽则灭。

  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在此后的中华大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教内教外的不法狂徒,起到了收敛约束作用和震慑作用,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说教能够代替得了的。

  东晋义熙十六年(公元416年)秋天,慧远在庐山独立宣教弘法三十八年,无憾无悔,心地畅然地圆寂在松涛溪声中,去到了他认为可以达到的彼岸世界--净土,住世八十三岁。

  慧远为一代高僧大德,奠定了中国佛教儒、释、道三教融通合流的基础。他由儒、道进入释教,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一拓再扩,使这一外来宗教,无衣无缝地具有中国特色,只有这位僧人学者所能左右的。

  慧远为一世僧品楷模,凝聚了南方佛教人才的才能和智慧,使用权佛教健康地向前发展。他是一个佛学家,更是一个虔诚的佛徒,在弘佛扬法的过程中,以身作则,以行自律,出言谨慎,举足轻重,使这一来去有序的千人僧团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无声的教诲有力的鞭策,都能生气蓬勃地去完成自己份内的弘扬工作,将佛教的社会作用继续有力的向前推进。

  慧远为空前的政治僧人,在各色政治人物间,能够左右逢源,高尚其事。他有精湛的学识,敏锐的眼光,灵活的态度,赋予在天生的英俊潇洒,谈吐清雅,气宇轩昂的形象上,既能获得上层达官贵显的好感和敬重,又能影响中层政治要员的依附和佑助,使用权这位中国和尚,竟然成为无与伦比的"东土护法菩萨"。使南方佛教在一次次的政治漩涡中不失时机的得以顺利地向前迈进。

  慧远为中国佛教坚信"神"的首倡者,肯定了"神"的存在,开拓了净化佛徒精神世界的光明通途,使此后的中国佛徒,乃至世界佛徒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开一代佛学宗派的净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