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宗教背景
来源:新浪博客 | 作者:大同人 | 发布时间: 2018-04-26 | 3870 次浏览 | 分享到:

    
   武周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条通道恰在内外长城之间,自汉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往来交往的必经通道。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在此建立了北魏,定都大同。从公元398年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近百年时间。

    鲜卑族拓跋部的在初期,并没有信仰佛教。同一般的少数民族一样,它早期信仰是杂卜、巫术、多神教崇拜。直到定都平城后,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才逐渐注意佛教。北魏政权的初期,主要是进行战争,占领土地,巩固政权。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凉州(北凉)。在灭北凉时,把凉州的高僧、工匠虏掠到平城。使原来很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北凉佛教的东传造成了北魏佛教的兴盛。

    北魏平定凉州不仅迎来了凉州佛教的东传,而且也标志北魏最后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从此北魏成为中原北方的大国,西域各国纷纷遣使宋朝,表示友好。从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返不绝,这也开通了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东传的通道。

    当时北魏的社会制度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发展时期,所以北魏征服北方地区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虏掠人口和财物。据《魏书》记载:当时“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只是一次战争而己,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通过战争虏掠,把大量有技术的工匠集中到京城。当时北方主要的佛教势力和造像力量的精华,都集中在乎城地区。它所虏掠的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

    北魏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依附于皇权。北魏的佛教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佛教也为当时的皇权服务。

    北魏的佛教发展,与其势力先后进入华北有密切的关系。自汉以来,佛教活动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北魏建国初期,为了能以异族统治者的身份,顺利收揽民心,不仅礼遇当地的高僧和教团,更积极参与佛教文化建设。当北魏大车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攻城掠地时,顺便迅速地直接汲取该区域文化精髓,并连同佛教文化一起吸收,进而提高了魏室佛教文化的层次。统一北方后,北魏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

    十六国末期,其原为后赵、后燕的领地,在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全的长期经营下,当地的佛教文化已有相当厚实的基础。北魏太祖道武帝平定河北地区时(公元396年)除了礼遇僧人、佛寺外,还修书向佛图澄弟子僧朗致敬,并迎接佛图澄的弟子赵郡的法果担任道人统,尤其执行的佛教政策,对北魏祟尚佛教产生深远影响。

    道武帝对沙门法果优礼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皇帝视作“当今如来”去礼拜。从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借此,法果于天兴元年(398年)在京城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天建筑,即五级佛图、青呢山、须弥山殿。此中的青呢山,有可能就是京城西武州山的那个天然岩洞(云冈第三窟),于是武州山也就成了灵山圣地(后称灵岩)。第二代皇帝明元帝多次祈祷于武州山并定为“常祀”,从此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鲜卑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

    太祖、太宗崩后,世祖太武帝继位(424年),太武除了继续开拓疆土之外,大力推祟佛教事业。这时北魏势力在中国较具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以长安教团为首的关中地区、以及通往西域的要道凉州(今甘肃)地区。在长期的弘法教化之下,长安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重镇。而另一主要地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要冲,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兴起后,一般高僧进入中国之前,必先在此学习华语。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更使得凉州的佛教兴盛,人才辈出。所以大量的高僧和工匠从凉州来到平城,使平城的佛教大兴。

太武帝在十年内先后平定了长安(公元431年)、凉州(公元439年)并歼灭河北地区最后残余的北燕(公元436年)使当时的北部中国统一地北魏王朝之下。这也使得北中国所有的佛教发展融汇于平城一地。

此时对北魏佛教发展的最大影响,便是将各地大乘佛教发展的成就直接移入平城。原先的佛教体系,经北魏的兼并,相互之间会通融合,因而使得北魏佛教思想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格局。反映在云冈造像上便产生彼此会通在同一组图像的表现上。

    由于佛教的大兴,滋生出一股实力很强的寺院经济。吴盖起义把西安的大寺院牵扯进去,或者西安寺院经济正是吴盖的后盾。太武在西安寺院里发现了刀枪,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开始大规模灭佛。一时间, “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尽管监国太子拓跋晃反对并加以保护,但土木宫塔、泥塑金人,尽皆焚烧毁坏。

 

文成帝复法

    七年之后,太武之孙文成帝即位为第四代皇帝。他一反太武之所为,立即“复法。”行动又很迅猛,一时“天下成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此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记:和平初,师贤卒。昙耀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耀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耀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耀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建佛像各一。”

    当时由于社会动荡,连年战乱,人们生活极为不稳定,人们便很容易归于宗教。佛教便在这时开始盛行。道教也以它的长生不老、可以成仙进入当时的一些土族间。北魏在宗教的选择中,犹豫徘徊了许久。太武帝先还是继承道武、明元的政策,对佛、道二教兼容并蓄,但到后期则因受高山道士寇谦之与汉族儒臣崔浩的影响,他接受了道教给他的太平真君的封号而灭佛。先是寇谦之病故,后有崔浩被杀,再是太子晃谋杀太武未遂被杀,太武帝感致病疾暴崩。

    文成帝的复佛,给佛教又一次兴盛的机会。他们针对灭佛时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要创出一番“与天地而同久”的佛教永业,于是凿山为窟的永世基业产生了。金代曹衍在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石窟寺》碑文中说“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蛹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绘丝考,岂可同日而语哉!”云冈石窟之所以能超越河西、西域早期那种小型坐禅窟的格局,创建出如此大型的、辉煌的、气势赫赫的大供佛窟,既有“石室”遗风,又有万世长存之意。至于那种大气派、大窟、大佛,以及粗犷、豪放、顶天立地、不可一世等风格,正是鲜卑人那种豪气万丈、扩地千里的气势的表现。

    当昙耀五窟建成之时,云冈石窟便开始进入它的极盛期。证如《水经注》描绘的那样“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是北魏京郊的一大壮观。

    云冈石窟,在北魏其后的六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开凿,直至迁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