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虚构与虚构的历史——说庐山“莲社”
来源: | 作者:佚名 | 发布时间: 2018-01-25 | 735 次浏览 | 分享到:

   关于庐山“莲社”和“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古代社会流行很广,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根据宋人的描述,“莲社”是东晋高僧慧远(334——416)创建的一个僧团组织。宋代有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一书(《丛书集成初编》,第三三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传记述庐山东林寺十八高贤的事迹,其中又有“不入社诸贤”,陶渊明(365?——427)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释宗晓(1151——1214)《乐邦文类》卷三《莲社始祖庐山远法师传》:
  ……时有刘遗民、雷次宗、宗炳洎诸高僧一十八人,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拉一百二十三人为莲社,令遗民着誓辞,于弥陀像前,建诚立誓,期生赡养。谢灵运负才傲物,一与远接,肃然心服,为凿二池,引水栽白莲,求入社,师以心杂止之。陶渊明、范宁,累招入社,终不能致,故齐己诗云:“元亮醉多难入社,谢公心乱入何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七册,第一号经,第一九二页)
  这里所说的“莲社”故事在六朝佛教史籍,如梁释慧皎(497——554)《高僧传》(《慧远传》见此书卷六)中并无记载。晚唐著名的诗僧齐己(860——约937)特别醉心于“莲社”,如其《题东林十八贤真堂》、《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荆渚感怀寄僧达禅弟三首》其二(《全唐诗》卷八四四)和《荆门送昼公归彭泽旧居》(《全唐诗》卷八四○)等诗,都涉及了“莲社”。慧皎《高僧传》说慧远“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于是后人又有了“虎溪三笑”的说法。宋陈舜俞(?——1075)《庐山记》卷一:
  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
  从宋代开始,历代画家皆有《三笑图》或《莲社图》一类的作品,可见诗人和艺术家们对莲社以及“虎溪三笑”的传说也是非常笃信和迷恋的,即使是现代的某些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1928年,游国恩(1899——1978)就发表了《莲社成立年月考》一文。(《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四○六——四○九页)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1938年,汤用彤(1893——1964)对莲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莲社”之名起于中唐以后,《莲社高贤传》“乃妄人杂取旧史、采摭无稽传说而成”。其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五八页)在这里,我们再为他增添一些证据。先看白居易(772——846)所写《代书》中的一段话:
  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记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册,第九四二页)
  再如《全唐诗》卷七四○黄滔(840——911)《游东林寺》诗:平生爱山水,下马虎溪时……翻译如曾见,白莲开旧池。《全唐诗》卷六七九崔涂(公元888年前后在世)《送僧归江东》诗:更寻同社侣,应得虎溪边。
  这些材料都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汤用彤上述的观点至今仍然被史学界所遵奉,可惜文学界并不十分了解。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慧远大师在义熙十二年(416)圆寂,陶渊明于元嘉四年(427)去世,而据《全唐文》卷九二六唐吴筠(?-778)《简寂先生陆君碑》,陆修静(406-477)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才南游到庐山,爱其胜境,乃于山东南瀑布岩下构造精庐,隐居修道,而此时距慧远圆寂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距陶渊明去世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三人如何能够在虎溪边上“相与大笑”?其实,明人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卷二十中对此早有考证:
  虎溪三笑本不同时,白莲结社亦不必一日聚也。……晋义熙十二年丙辰,远公八十二卒;宋元徽五年丙辰,陆修静七十三卒。相去六十载。元嘉末,陆来庐山,远陶死二三十年,安得三笑?自长公作《三笑图赞》,而山谷实之,又考东林结莲社在晋武太元十五年庚寅,至义熙七年辛亥生公入社。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续之四十七卒;元嘉二十年癸未,宗炳六十九卒;戊子,雷次宗六十三卒。当结社岁,续之才十三,炳才十四,次宗四岁耳。盖总计也。一曰:佳话听之可。
  方氏的考证是比较严谨、比较科学的。而现代学者亦指出:“陆修静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庐山隐居修道,后世传说之虎溪三笑,没有历史依据。”(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四八页)这种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东晋时代确实有一个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教团,但是这个教团并无“莲社”之名,教团成员出现在庐山上的时间也并不一致,所以,后世关于“莲社”的传闻虽然不无某些历史的影像,但主要还是出于妄附和臆造,是古人虚构的历史,反映了人们模糊不清的群体性的历史记忆。荷兰学者许理和(ErichZürcher)说:“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页)因此,庐山僧团也确实需要一个雅俗共赏的美名。作为对历史的虚构,“莲社”的故事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则可能与齐梁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有关。历史的实际需求,通常不是以后证先,而是以先证后,因此,古代的历史往往被后人所扭曲所改造,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
  “莲社”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至于“虎溪三笑”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