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慧远大师
来源: | 作者: 佚名 | 发布时间: 2018-01-04 | 327 次浏览 | 分享到: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至少也有近2000年了,漫长的岁月使它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造就了一大批高僧大德。《隋书·经籍志》中载,沙门有文集者为支遁、支昙谛、释慧远、释僧肇、释惠琳、释亡名、释标、释洪偃、释瑷、释灵裕、释嵩、策上人、释智藏等13位。有否文集是当时名士标志之一,僧人有文集,无疑已入名士之列。而排在 第三位的释慧远,作为东晋高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鼻祖恰巧祖籍在今山西省原平市。

慧远生平事迹简介

慧远:(334416),俗姓贾,原平市茹岳村人。据《原平县重点文物简介》载:“慧远乃东晋名僧,系山西省原平县大芳乡茹岳村贾氏子,幼而好学,受教于舅父,博通儒家经典,精通老庄哲学。从小性好释,有戒行,削发本县一寺庙内,21岁修行于恒山白仁岩,拜高僧道安为师,24岁即开始讲经。”《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云其“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拨,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由于天才和勤奋,他成为当时第一高僧。确实可以说,“当六朝之季,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实为慧远”(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

东晋兴宁三年(365年),慧远随师道安南下至襄阳,适逢“心无宗”代表人物道桓大力宣扬“心无义”。慧远即席发起数番攻难,以博学多识和机智善辩驳倒道桓,名声大噪。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因遭遇战乱,慧远挥泪别师,偕数十弟子渡江南适荆州,居上明寺。六年,慧远欲往罗浮山,路经浔阳,望见庐山清静闲旷,足以修持息心,便停留下来,筑龙泉精舍以居。十年,先期到此的同门师兄慧永向江州刺史桓伊请求为丰盛远另建一座寺院。翌年,寺院落成,因位居西林寺之东,故起名为东林寺。从此,慧远以东林寺为基地,聚徒创寺,修禅弘法,撰文立说,直至去世。

坚持沙门不敬王者

佛教在东晋的经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不仅在于它从此进入士大夫的思想领域,进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于它曾一度在社会上取得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地位,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惟一的一次。应该说,佛教在印度时是超越政治权力的,当然佛教最初是讲平等的,但出家人也同样享有了教士的优越地位。佛教进入中国后,自东汉至西晋皆不许汉人出家的规定说明佛教本身是受到政治限制的。东晋初高僧们通过玄学渐渐和名士们打成一片,身价逐步上升。到了东晋后期,便发生了沙门要不要致敬王室的争议。最后佛教方面竟然取得了胜利,几乎取得了其在印度一样的地位。代表佛教抗衡东晋当局的正是慧远

慧远反对沙门致敬王室,并与当时权臣桓玄反复力争,“以一僧人的身份,竟能迫使桓玄这样的人,‘心回意转’,足见慧远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高及其影响之大”(陈寅恪《崔浩与寇谦元》)。桓玄在其篡位前与佛教作对,都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崇佛的司马氏。作为当时僧侣代表的慧远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就与之据理力争,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样,以慧远为首的佛教势力在大族与皇权、大族与大族的矛盾中,乘机把佛教的政治地位推向了中国佛教史上的最高点。

组建最大佛教教团

一种宗教要在政治上显示力量,就首先要组织起来,教团组织得越是严密,教团的规模越显庞大,那么它的政治潜能也就越大。在东晋乃至整个六朝,出现的最大教团是以慧远为首的。

慧远是在晋孝武帝时上庐山的,在那里他一住便是30多年,直至去世。庐山在当时也就成了一个佛教的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庐山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教团。庐山教团,既有广泛性,但又很松散,这就使慧远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既有声誉、有势力而不遭统治当局的疑忌。通过教团的影响力,慧远可以和各方人士广为交往。甚至与所谓“国寇”的卢循交往。慧远之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明白,既然他不会和卢循一起谋反,那么凭他的声望和社会关系,谁都不会轻易去触动他。这就是庐山教团的功用。也是慧远处世态度和一系列抗争的背景所在。这里还必须再强调一下慧远这个人的因素,正是由于他在佛教教团中广泛接纳东晋南朝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在社会政治中有地位但不直接干预政治,从而能在维护佛教利益的同时,避免了当局的疑忌和镇压。

努力维护佛教地位

如果说沙门要不要致敬王室是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界与政治当局抗争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更艰巨的是佛教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东晋初,佛教通过玄学进入了士大夫领域并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然而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情况发出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玄学随着回归于名教,渐渐走向尾声,而佛教势力已羽毛丰满,在社会上要求不受政治权力的约束,并要充分地亮出佛教的宗教特色,从而又引起一系列的争议。

最表面的冲突是僧侣举止和传统礼仪的差异。礼是儒家政治的基础。在礼制中,语言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佛教由于原来生成环境的影响,举止服饰当然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异,由此就引起了观念上的矛盾。在东晋,争议最大的是僧侣的“踞食”和”袒服”。踞食就是两膝向上坐在地上吃东西;这种姿势现在看来很普遍。其实当时并非所有僧侣都是照此进食的,那时却与礼制不符,然而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要求坚持天竺旧规的僧侣态度强硬起来了,把踞食抬高到守戒的高度。

关于袒服的争议则影响更广,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也是礼制的重要内容,违反规定定制的服装被称为“服妖”,是不祥之兆,要受到谴责和禁止;这次又是慧远出面辩护,写了《沙门袒服论》。慧远在答辩中把佛教从印度传来的仪规提到儒家礼制一样的高度,使之具有同样的神圣感。其辩论策略是只要你不全盘反对佛教,你就得认可佛教仪规自有合理性,不能对佛教仪规进行挑剔。在很多王公贵族都信仰佛教的当时,就堵住了不少人的口,从而也使佛教在东晋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佛教在东晋得到的这些胜利固然表明了佛教势力在当时地位的大幅度上升。能够为维护自己的宗教利益而和任何政治势力抗衡,然而,从长远来说,这些具体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大约从南北朝起,那些体现印度旧习的佛教仪规就被渐渐地改造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正规的寺院里看不到任何”袒服”或“踞食”的和尚。恰恰相反,那些争议所留给佛教最有意义的东西倒是佛教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正如任继愈等先生对慧远卫护佛教之举所作的评说:“慧远力图用建立佛教礼制的办法,促成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独立发展。南北朝以后,儒释道的历次论战中,一切主张儒释调和的僧俗,基本上是取慧远的主张。但是,这种佛高于儒并包含着儒的实质,却是让佛教的外来思想服从并容纳于儒家的基本观念内”(《中国佛教史》卷二第三章)。完整地维护佛教文化的异域特色至多只能得到暂时的成功,长久之计还是要将佛教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慧远能顾前及后,实在是很英明的。

慧远大师的成就

慧远倡导净土的实践证明,宗教的成败皆在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宗教才有力量。而佛教切不可追逐世俗利益,只有在精神上抱着强烈的神圣使命才能融入民间。否则,便会如同没有统一组织和意识领导地位的明清佛教只能在民间溶化掉自身。

慧远既是一位极有声望的高僧大德,又是东晋著名的佛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佛法深远诗文清雅,仅在《崞县志》中记载的藏刻就有《释慧远集》十一部,《庐山集》十卷,《慧远法怡论》十四篇,《抄大智度论要》二十卷。而传世佛著有十四册之多,其佛学代表作《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念佛三昧诗集序》、《明报应论》、《三报论》等至今广为流传;《庐山东林杂诗》和《全晋文辑》(两卷)等文学著作亦为后人所熟知。在慧远有限的生命旅程中,不仅促成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而且沟通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佛教理念的磨合。因而,历代王朝都给予了慧远高度的评价。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谥庐山尊者,白莲社主;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谥辩觉大师;南唐孝高帝升元三年(939年),谥正觉大师;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谥圆悟大师;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谥正觉圆悟大法师;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其故乡茹岳村楼烦寺内重塑慧远禅师像,并立碑纪之。

慧远是原平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是山西乃至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现如今,理应对慧远大师作出进一步的专门研究,本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矣。

相关链接: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中国的佛教分为南北两大支。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其在汉族地区以汉语文形式流传称之为汉语系佛教,其在藏族地区以藏语文形式流传则称之为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或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上座部佛教(小乘)为主,以其在傣族地区以巴利语文形式流传,故称之为巴利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形成于雪域高原,被藏族群众普遍信仰,继而又被蒙古族群众所接受。土族、裕固族、达斡尔族、普米族、门巴族、以及纳西族的一部分也信仰该教。信仰巴利语系佛教的民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以及佤族等民族的一部分人口,他们主要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汉语系佛教在我国汉族地区较为盛行,在朝鲜、白、布依、壮、京、毛南等民族中也传入了一些汉语系佛教思想。我国现有佛教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

佛教是传入中国甚早而又传播最广的外域宗教。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传解不同发生分裂,逐渐形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约公元1世纪时,佛教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西汉末年传入内地。近年在山西、山东、四川、内蒙古发现一批佛教图像,大都是东汉末年作品。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儒家思想相融合,逐渐形成了颇有中国本地色彩的汉传佛教,并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产生颇有启发,在宗教的组织、仪式和教义等方面为道教提供了诸多可供仿效的借鉴。中国思想学术界由此开始形成儒、道、佛三足鼎立的格局。佛教的影响力几乎波及到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