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中国人乐观精神的大肚弥勒佛
来源: | 作者:pmo015fd9 | 发布时间: 2017-11-30 | 92 次浏览 | 分享到:
佛教在中国大致已经走了两千年的路程,历经摩擦、碰撞和交融,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那一整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打破了秦汉以来力图划一的文化结构,另外竖起一个“道统”,从而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思维模式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长期以来它不仅接受着“用夏变夷”的命运,同时也积极地使夏文化“变于夷者”。可以说,直至宋初的近千年时间中,佛教是中国文化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其表现之一便是善于接收和改造外来文化,而佛教又是中华民族接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最成功的例子。自汉至隋唐,佛教基本上走完中国化的过程,并作为大陆先进文化的载体传到东亚各国,近代又影响到欧美等地。
 
佛教的中国化不止于佛教的义理,而是包括人物在内的全方位的中国化。人物方面中国化最彻底的又以弥勒和观音为最。在中国佛教史上弥勒的影响尤为显著,从现存的佛教遗迹可以看出,有关弥勒的内容不胜枚举。如弥勒菩萨与弥勒佛的单身金铜造像与石窟中的雕塑和绘画都极为多样,尤其是北朝。像四川乐山大佛、敦煌石窟的南大像、北大像、天龙山石窟大像等即是唐代遗存的实例。从表现净土的角度,敦煌壁画最为丰富。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弥勒经变,初唐就有十八铺,中唐有廿铺,晚唐仍有十八铺,内容十分丰富。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早期佛教造像中,弥勒的造像甚至超过了弥陀的造像,和释迦、观音大致不相上下,在各类造像中比例最高。有关资料表明, 自南北朝时期起崇尚弥勒净土的人就越来越多,道安(314—385)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八人就曾在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唐代的玄奘、窥基、灌顶、明代的憨山,以及近世的虚云、太虚等高僧都发愿往生兜率净土。据说,唐代大文学家白乐天,他乐的天就是兜率天。
 
西方弥陀净土兴起后,上生部分的兜率信仰逐渐衰弱,但下生部分的信仰则更加兴盛。汉传佛教寺庙中的弥勒形象原有两种:一作佛像,为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安置于大雄宝殿;另一种为菩萨装,常戴天冠,多单独供奉。北宋始以大肚弥勒取代天冠弥勒。大肚弥勒的原型为五代时布袋和尚,名契此,形体肥胖,笑口常开,因传为弥勒化身,故后人塑像作为弥勒供奉。佛教寺庙天王殿中的主尊,一般都供奉大肚弥勒,并常在其身边塑两个以至五六个胖童与之嬉戏,极受求子妇女之崇拜,于是又有“送子弥勒”之称。


佛教崇拜佛,佛在理论上不计其数,能够叫得上名字的也至少以千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立志成佛的菩萨等。弥勒在诸佛菩萨队伍中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大?究其原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集菩萨与未来佛两种身份于一身;二是弥勒净土的人世性格;三是弥勒的根本性格与佛教中的其他佛菩萨不同,他不在“救苦”,而是“施乐”;更重要的一点是大肚弥勒是中国人乐观精神的生动体现。
 
《弥勒上生经》描述弥勒的形象为“身紫金色,光明艳赫,如千百日,上至兜率陀天”。从云冈、龙门、巩县等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以及当时的金铜像来看,弥勒的形象同迥异中土的其他诸佛、菩萨相差无几,同样是完美无缺,光照环字,端庄肃穆,集真善美于一体。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由于佛教继续朝着民族化、世俗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弥勒信仰由上生转向下生,弥勒的形象一变而成为身矮腹皤、笑口常开的布袭和尚。 《宋高僧传》记布袋和尚为四明人, “蹙额皤腹,言语无恒。常以杖荷布囊人缠肆,见物则乞,至于醯酱鱼菹,才接人口,分少许人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布袋和尚能“示人凶吉”,有种种神迹。据说他死后乡人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 《铸鼎余闻》载元袁桷《延佑四明志》之《释道考》说:布袋和尚为唐末人,梁代贞明二年(916)于奉化岳林寺东廊坐逝,留有“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这首偈语,因而被世人视为弥勒菩萨的化身, “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实际上,弥勒形象在定型为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前,还曾有过类似白衣长发的傅大士等各种形象,然而最终得到普遍认可的还是布袋僧形象,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是弥勒“施乐”性格的生动体现。他的“笑口常开”、 “大肚能容”既同中国人的国民性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追求相一致,同时也是佛教慈悲、宽容、乐观、向善、和平、平等等根本精神的形象化。后世凡汉地佛教寺院天王殿中所供奉的主尊概无例外都是布袋僧形象,表明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弥勒形象已得到信众的普遍认可。非但如此,历代帝王也非常认同弥勒形象的这一转变。宋真宗曾赐“大中岳林禅寺”额,宋仁宗赐布袋和尚“定应大师”号。
 
综上所述,弥勒在佛教信仰上有着特殊的身份地位,并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极其广泛的影响,他的“乐”的精神,他的人世性格,他的施教方式都特别具备现代意义。现代中国佛教在海内外都在提倡“人间佛教”,这无疑是一种潮流。弥勒作为“乐”的表征,其精神实质与我们现在构建的和谐社会在总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弥勒形象最终由相好具足的佛像定型为笑口常开的布袋僧形象,正是“乐”的性格最好体现。可以说,弥勒精神正代表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在物质文明片面发展的今天,这种精神愈发显示出它的时代意义。前些年,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句话的逻辑前提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那么宗教到底在什么方面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呢?我以为宗教在它的根本精神一一比如佛教的和平、慈悲、平等一一上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相一致的,它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规范的补充。在这种意义上讲,弘扬弥勒文化,挖掘弥勒信仰的根本精神,也是我国当前宗教政策的具体实践。我们应当看到,佛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凡是有佛教信仰的地方也都有弥勒信仰。因此,大力弘扬以弥勒信仰为主体的佛教文化,不仅可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以此为渠道沟通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