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敦煌话本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方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作者:王昊 | 发布时间: 2019-01-12 | 280 次浏览 | 分享到: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传统小说艺术的焦点之一,小说家的主体情感、审美理想、价值取向等均集中通过艺术世界中的人物形象得到体现。作为中国通俗小说源头的敦煌话本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既继承了前人经验,又有所创新,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总体看,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理应引起治中国小说史、敦煌学的专家们的重视。本文拟对敦煌话本塑造人物的四种主要方法予以简要阐述。

  同向合成是敦煌话本塑造人物形象最常用的艺术方法。所谓同向合成,是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性格、事迹结合起来,使人物的某些本质方面沿着同一方向增长、加强,从而得到强烈的艺术表现。刻画某一形象时将他人的同类事迹张冠李戴地移植过来,能加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在《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中,主人公形象的鲜明性皆因捏合了他人相类情事而得到了有力彰现。

  《庐山远公话》以史有其人的宗教人物为原型,捏合他人之故实,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创造。王庆菽指出:是则本文乃合二惠远传、二道安传而为一,中间加以神话,虚构铺张演绎而成的。”②日本小南一郎说:我推测,在这个故事的形成过程之间,有了庐山的惠远和净影寺惠远,两个人的混同。”③两人都点明了主人公形象塑造中的捏合现象。实际上,话本还捏合了隋代惠远以外的其他佛教徒的神异事迹,且早经元代释优昙指出。其中最显著者有二:一、惠远于庐山讲经感得大石摇动,取自道生法师虎丘讲经事。《莲社十八高贤传·道生传》云:师入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至阐提处,则说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皆点头。二、惠远臂生肉钏异相之事源于道安。《高僧传·道安传》云: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广寸许,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时人谓之为印手菩萨优昙还指出惠远无上生兜率之事,虽未考证出处,但其移自他处显见。韩建瓴认为可能来自道安、玄奘、窥基等人上生兜率天的传说。再看惠远验证疏抄是否合经义的神异描写:是时红焰连天,黑烟蓬勃,经在其中,一无伤损,远公知疏抄远契于佛心。犹自未称其心,遂再取疏抄俯临白莲华池畔,望水便掷,其疏抄去水上一丈已来,屹然而住,远公知远契佛心。这一情节也源自他人,《朱士行传》及敦煌写卷P.2094P.4025“朱士衡条都有将经书置于烈火中烧不坏的描述,可见这类故事当时很流行,作者把本属别人的众多神异事迹安置到惠远身上,使这一道行深厚、信仰虔诚的高僧形象得到有力地表现。

  《叶净能诗》中各故事与叶净能有关的,仅王苞治野狐、幻化酒瓮、为皇后求子几条,其余则分属罗公远、张果、叶法善、明崇俨等著名道士。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移花接木将这些事迹嫁接到叶净能身上,把他塑造成人间罕有,莫测变现,与太上老君而无异的仙师。《韩擒虎话本》撷取主人公最具传奇色彩的四个人生片段,予以浓墨重彩地描绘,其中两次精彩的比箭情节显系移自他人,与蕃使比箭事源自贺若弼事,一箭双雕事来自长孙晟、崔彭事的合成。历史人物韩擒虎,少慷慨,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有威容,功勋卓著,作者抓住这些本质特征,采用同向合成的艺术方法,将他人事迹张冠李戴移植到韩擒虎身上,按照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方向,使其形象的传奇色彩大为增强。这种方法在后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乃至戏曲中都得到广泛运用。为了强化、净化了人物形象某一方面的性格特质,《三国演义》将刘备鞭督邮的情节转嫁给张飞,把孙权草船借箭的情节安置在诸葛亮身上,把孙坚斩华雄的情节嫁接给关羽。元代社会公案剧中,包拯、张鼎巧断疑案情节中汲取了许多他人折狱之事,两人分别成为清官、能吏的代表,进而成了箭垛式人物。

  明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成功地运用了正衬法塑造人物,并受到激赏。如《三国演义》里,为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即先后通过曹操、周瑜、司马懿等精通谋略的军事家来以强衬强,有声有色地加以描绘,此所谓智与智敌;为突出关羽的神勇无敌,即以华雄、颜良等骁将惊人的声势来铺垫,此所谓勇与勇敌。清人毛宗岗赞赏其效果为: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⑧

  实际上,这种正衬法在敦煌话本中即有较为娴熟的使用,并非《三国演义》作者的发明。《韩擒虎话本》中,隋朝殿前比射的情节是刻画韩擒虎形象的点睛之笔。隋文帝命人安好射垛后,先是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接着是贺若弼此时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所写与史书所载基本相同,两人箭法同样精准,均堪称神箭手,然贺若弼和蕃使相比,并未占据明显的上风。他们高超的射术是凸显韩擒虎箭法的铺垫与蓄势,接着,作品进行了原创性地艺术发挥,描绘出神乎其技的劈筈箭,其云:擒虎拜谢,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一番正衬使韩擒虎解箭的故事神异动人,洋溢着浓郁的传奇色彩。客观地说,描述了蕃家使者、贺若弼的高超箭艺之后,再写韩擒虎的箭术确有盛极难继之感,此处偏能翻空出奇,巧妙地插入劈筈箭的描写,使情节发展跌宕曲折、声态并作。不但表现了韩擒虎箭法神准无比,而且显示出其气势如虹、力大势猛。如果没有蕃使、贺若弼两人的侧面烘托、渲染,很难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蕃家界首一箭双雕的情节关目亦可作如是观,蕃家射雕王子射中飞雕前翅,已属难得,在其映照下,韩擒虎一箭双雕的绝技更让人叹为观止。任蛮奴是三十年名将镇国大将军,精通排兵布阵,在平陈战役中,他排布的左掩右夷阵引龙出水阵均被韩擒虎破解,也是运用正衬手法,以绝代名将任蛮奴来烘托韩擒虎,表现他精通阵法的指挥家风范。

  在《庐山远公话》中,作为陪衬人物的道安和尚也非等闲之辈,他讲经的效果是:感得天花乱坠,乐味花香。感得五色云现,人更转多,无数听众,踏破讲筵,开启不得,晋文皇帝敕令纳绢一匹听经一日,约有三、二万人听经,敕令纳钱一百贯听经一日,约有三、五千人,可见道安并非泛泛之辈。惠远与他论议,反复辩难,将之驳得体无完肤,这样以宾衬主,有力地传达出惠远对佛教义理的熟稔与精通。惠远讲经的魅力是:便感得地皆六种震摇,五色祥云,长空而遍。百千天众,共奏宫商。无量圣贤,同声梵音。真是天外有天,在道安和尚的正衬下,惠远这一得道高僧形象得到强化。

  夸诞法的运用在敦煌话本中也较为普遍。《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都以表现宗教人物为主,题材的超现实性、神秘的宗教体验等决定了对夸诞法的情有独钟。《庐山远公话》虚构了惠远诵经感动山神造寺指地涌泉上升兜率等神异情节,有力地强化了道行高深的高僧形象。《叶净能诗》浪漫夸诞色彩更浓,通过追岳神剑南观灯游月宫术止鼓乐等神奇故事,形象地表现了叶净能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即使在历史人物为主角的《韩擒虎话本》里同样运用了夸诞法。主人公的出场是被用特笔加以描述的,所谓特笔,是指写某主要角色、关键事件或重大场景时,用非常令人注目的笔调浓墨重彩地予以介绍、说明、描写,如同电影之特写镜头,在焦点推出中起到先声夺人之效。这里,夸诞主要是通过极力缩小主人公的生理年龄来体现的。平陈战役,发生于公元五八九年,于史有据,按《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载,韩擒虎约生于公元五三八年,因此他参加平陈之战时约为五十一岁,本为一中年将军,在话本中其年龄被大大缩小,摇身一变为年登一十三岁,奶腥未落的少年英雄,出场请战时说出以下豪言壮语:臣启陛下,蹄觥小水,争伏大海沧波;假饶蝼蚁成堆,那能与天为患。臣愿请军,克日活擒陈王进上,不敢不奏。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考量其语气,绝非一少年所能道。然而,经过这样的大书特书,主人公那慷慨勇武、胸怀天下的气概得到有力地凸显,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夸诞增强了人物的传奇性,显示出浓郁的通俗文学色彩。后代通俗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塑造传奇英雄时,喜用缩小生理年龄的夸诞手法或即来源于此。如《说唐全传》第三十回降瓦岗邱瑞中计,取金堤元庆显威中,裴元庆十二岁时即能攻打瓦岗山、战败众英雄,第三十三回造离宫袁李筹谋,保御驾英雄比武里,李元霸十二岁时就已驰骋战场,天下无敌了。《说岳全传》里,岳云十三岁时即上前线帮助父亲抗击金兵,关铃十二岁时就能赤手打虎。这类为彰显人物的传奇色彩而极尽夸诞之能事的例子,在英雄传奇小说中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夸张过度而成败笔的,如《说岳全传》中关铃打虎如戏猫之类描写,违背了生活的情理,过于诞妄不经,丧失了基本的真实感。相似的事件如武松打虎的描写在《水浒传》就取得了令人激赏的叙事效果,吴承恩既突出打虎时武松的神勇,又着意渲染打虎前武松的胆怯惊惧的心理和打虎后筋疲力尽的状态,照顾到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情理,获得了逼真可信的艺术效果。用金圣叹的话说是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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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话本还采用皴染法反复强化人物性格的特定方面,以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生活与艺术的逻辑。与以前的秋胡故事相比,《秋胡小说》为了强化秋胡的性格增衍了三个情节:A、与乡里对话;B、劝说娘、妻让他游学;C、向魏王请归探母。情节A位于开篇,奠定了秋胡贪恋荣华富贵的性格基调,情节BC则揭示了秋胡的极端虚伪与自私,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充分利用印象整饰,欺世盗名,在不同人面前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极具虚伪性与欺骗性,是典型的以自我为本位的无耻文人。11经过层层皴染着色,秋胡性格逐渐丰满、清晰起来,惟有如此,暴露其丑恶灵魂的桑园戏妻的情节关目,才因为符合秋胡自身的性格逻辑而不显得突兀。从这三个为刻画秋胡形象而增益的辅助情节审视,《秋胡小说》采用有意戏妻的试妻结构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臆测之语。12演述同样题材的元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别具匠心地建构了喜剧性戏剧冲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就秋胡形象的刻画而言,因为缺乏必要的铺垫与皴染,反不如《秋胡小说》。正如朱恒夫所说:相比之下,秋胡的形象却显得单薄,因为缺少高潮前的性格皴染,桑园戏妻的恶劣表现显得非常突兀,与他刚出场时单纯、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之中与别时叮嘱妻子敬母的孝心相矛盾。可以这样说,在秋胡形象的塑造上,杂剧远不如变文。”13

  同样,为了塑造秋胡妻形象,《秋胡小说》幻设了孝养婆母、婆劝媳嫁两个情节,又添加了对其三次梳妆的细节描写。在唐前故事中,秋胡妻必为孝顺之人,这一点从她对秋胡不孝的指责中可以间接看出,然而因为缺少必要的情节支撑而不够突出。《秋胡小说》增设了孝养婆母的情节,其云:其妻不知夫在已不,尔来孝养勤心,出亦当奴,入亦当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热,桑蚕织络,以事阿婆,昼夜勤心,无时暂舍。其后,婆劝媳嫁时秋胡妻启言阿婆:新妇父母匹配,本拟恭勤阿婆;婆儿游学不来,新妇只合尽形供养,何为重嫁之事,令新妇痛割于心?婆教新妇,不敢违言;于后忽尔夫至,遣妾将何申吐?两个情节的增设突出了秋胡妻对婆婆勤心孝养的高尚品质,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她三次梳妆的细节描写透露出秋胡妻对丈夫的深挚爱情,她在夫妻离别之际是愁眉不画蓬鬓长垂;在桑林劳作时是面不曾妆,蓬鬓长垂;在闻夫归家后是乃入房中,取镜台妆束容仪乃画翠眉,便拂芙蓉,身着嫁时衣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借女为悦己者容的文化心理,来刻画秋胡妻内心世界的意图。14经过层层着色,和此前的故事相比,秋胡妻形象更血肉丰满、鲜活生动了。

  结语

  敦煌话本小说处于中国通俗小说的始创期,在艺术上有不成熟的地方,如《叶净能诗》不顾人物性格的整一性强行捏合,显然是人物刻画的败笔。15《韩擒虎话本》描述金陵城破后,陈王逃入枯井却化为平地,荒诞可笑,彻底将他丑化,亦不可取。但是,从总体来看,其塑造人物的一些艺术方法已运用得较为成熟。虽然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证明它们对宋元话本、明清通俗小说的深刻影响,然而,通过对敦煌话本文本的具体分析,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艺术渊源。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