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泉犹注,寔赖伊人:道安之“动”与慧远之“静”
来源: | 作者:王雷泉 | 发布时间: 2018-09-05 | 37 次浏览 | 分享到: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或依傍政治权威,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状况,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高僧传》的十科组织,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故在80年代佛教内外的报刊文章里,经常宣扬道安法师的一句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但令人深思的事实却是: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却隐居庐山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沙门不敬王者”。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指出道安—慧远一系,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也只有到了道安的师父佛图澄时,政府才正式允许汉人出家。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对此,慧皎在《高僧传·义解篇论》给予高度评价:“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炳盛。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载之下,香土遗芬再馥阎浮之地。”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道安在战乱中,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创制了僧尼规范,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

继早期译经、求法、义解高僧如朱士行、竺潜、支遁、于法开等的努力,到东晋道安、慧远时代,涓涓细流终于积蓄了奔腾下山的势能,要在人间掀起波澜。《高僧传·义解篇论》对安、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四翁赴汉,用之则行也;三闾辞楚,舍之则藏也。经云:‘若欲建立正法,则听亲近国王,及持仗者。’安虽一时同辇,乃为百姓致谏,故能终感应真,开云显报。”

道安因北方战乱,率400余僧徒南下襄阳。《高僧传·道安传》记载道安在南逃襄阳行至新野时对徒众的一番话语:“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这番话,说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是佛教处于动荡时期的生存策略;而依国主的目的,则是借助国王大臣的政治力量作为佛法弘传的外缘,“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因此,在动乱的局面中,道安以自己的道德学问得到南北统治者的尊敬。道安曾得晋孝武帝下诏褒扬,“俸给一同王公”。当378年前秦皇帝苻坚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亦称最大的战利品是获得一个半人才。一人者,弥天释道安;半人者,四海习凿齿,因腿有残疾,苻坚戏称为半人。苻坚请道安在长安主持译场,出外游览,则与道安同车出巡。

“语默动静,所适唯时。”佛家讲时节因缘,儒家也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如《周易·彖传》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慧皎以四翁赴汉的典故,解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关键在于“用之则行”,即看是否有助于佛教的弘传、人民的安乐。四翁,即汉初隐士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他们长期隐居在商山,出山时都八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他们应刘邦之邀,辅佐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待天下安定后,又再回商山隐居。

慧皎以“三闾辞楚”的典故,论证慧远“不敬王者”的价值。三闾大夫,是一种掌管三大姓(昭、屈、景)的宗族事务之官,屈原贬后任此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既然不见容于执政者,无法挽狂澜之既倒,则选择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楚辞·渔父》)以慧远为首的庐山莲社,都是“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称得上是一个隐士俱乐部,成员多达123人。

隐士,仅仅只是与仕途脱离,而不是与尘世隔离。盖“语默动静,所适唯时” 。强调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的想法。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微子篇》)

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慧皎论曰:“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而滞教者,谓至道极于篇章;存形者,谓法身定于丈六。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四辩庄严,为人广说。示教利喜,其在法师乎!”

佛教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正的弘道者,绝非那种拘限于篇章和形相的“滞教”“存形”者,而是像道安、慧远那样审时度势而又忍辱负重者。面临战乱,道安在襄阳分张徒众,自己则毅然留在危险的北方。当慧远离师南行,请师父临别赠言时,道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高僧传·慧远传》)师徒间有如此相知相惜者,千秋之后,读之仍使人回肠荡气。恰如南北朝后期南岳慧思对智顗所言:“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因缘所追,今复来矣!”

“涌泉犹注,寔赖伊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道安—慧远一系,当涌泉犹注,冲决关山阻碍之后,毕竟东流入海,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