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佛教伦理观的影响
来源: | 作者:徐胜利 | 发布时间: 2018-07-19 | 814 次浏览 | 分享到:
 
   
慧远在阐释佛教伦理方面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以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眼光学识,遍察儒家思想与佛学之间相通相似之处,加以引申发挥,力求达到两者的融合和共存。儒家主要从其伦理道德思想出发,提出佛教不忠不孝,违礼悖德的非难。桓玄与慧远交锋时,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道:“立身行道。”《高僧传·慧远传》)在这里,桓玄引用儒家经典《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话,以孝道来质问慧远;同时,慧远也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的话来回敬桓玄,慧远能得心应手地引用儒家经典,敏捷地机巧地回应了桓玄的责难,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而且,慧远认为出家与守“孝”道毫不矛盾,他说: “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乘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在慧远看来,佛教虽然没有行孝的具体仪式,甚至与儒家天道观有冲突,但佛教徒都以静修其身为尚,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有助于社会风俗的净化,有助于人心的提升,因此,佛教徒所为都是有裨于国家民生的,这不仅不背离孝,反而是更高境界的孝。

  慧远在论述佛教社会功能时也引入了儒家的人世思想。从伦理观念思想上看,儒家伦理的价值指向是现世的、济世的、忧世的、振世的,提倡人世和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而佛家认为世界为一切苦,应该出家而达到涅槃。为了缓和佛教和儒家在伦理道德观上的冲突与矛盾,慧远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慧远还认为“释迦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慧远在这里将佛教和名教沟通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把儒家圣人唐尧、孔丘和佛祖释迦等同起来,儒家人世精神被慧远援引到佛教思想中,为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取得了发展的空间。

  围绕在庐山僧团的众居士精通儒、道,学问渊博,庐山成为当时之学术重镇,不仅因为慧远精深的佛学造诣,更在于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博雅的风度。这样,慧远和居士名流才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点,才能对话,这为佛教的中国化道路开辟了新的境界。慧远“化兼道俗”,结交文人学士,为佛教的推广和维护做出了表率。这与慧远“内通佛理”有一定的关系,但与他“外善群书”也有密切的联系。重视用儒、道典籍来会通佛理。吸引名僧名士同情、接受和信仰佛教。与士族地主、荆州刺史殷仲堪上庐山致敬,和慧远“共临北涧,论易体要,移景不倦。继而叹曰:‘实信深明,实难庶几’。”对慧远的学识极为敬佩。传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茨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这与慧远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慧远与俗家弟子们热心讲《丧服经》,讲授《诗经》,有陆德明《毛诗音义》为证:“又案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连一向恃才傲物的大才子谢灵运极少推崇别人,与慧远交游后,也肃然心服。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慧远的传统文化知识扎实,可以推知其学识与当时的名士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否则,怎能使名学硕儒们心服口服。可见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慧远对佛理的解释,也扩大了其交友范围,反之也促使了慧远佛学的进一步与传统社会的交接,让佛教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为其佛学的绵延提供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于佛教发生地印度。在慧远以后的佛教发展过程中,高僧大德对佛教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佛教在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慧远保持了印度佛学的精髓,但是在传统思想的熏陶指引下,慧远又改变了佛教义理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排斥的一面,对佛教进行改革和变化,使之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