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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慧遠禪觀的思想淵源

　　在慧遠禪觀的思想淵源方面，本文擬由慧遠入道求學過程的師承及曾接觸的經典，分成：師承道安般若學、《般舟三昧經》、《大智度論》及《達摩多羅禪經》等四個部分來談。

（一）師承道安般若學

　　道安是中國兩晉時期重要的般若學者，在其所處的時代，南北方的禪法傳承幾近廢絕，在他為安世高所譯的諸禪典作序時，曾說道：

于斯晉土，禪觀弛廢。學徒雖興，蔑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練微入寂，在取何道，猶覘于掌。墮替斯要，而悕見證，不亦難乎！[6]

每惜茲邦，禪業替廢。[7]

　　可知道安重視禪典的根本，除了有時代背景因素由於禪觀在晉土弛廢之故，又恐因為禪思修練細微，若無相關的典籍或師承指引，則十分危險之外，實際就禪定的功效上，也可以對治三毒，防範眾生心念上的重病：「定有三義焉：禪也，等也，空也。用療三毒，綢繆重病。」[8]所以道安特別強調禪典的重要性。

　　道安對禪典的重視，表現在：對前人所出禪典，或為注解，或作序文[9]，而且不只是在自身的觀修上恭謹用心，也常勉礪弟子們應在禪觀上多加精進，為兩晉禪觀的復興傾注了不少心力。不論在佛教教理的理解方法上矯正時弊，實踐上禪觀的提出，還是對中國佛教教制的確立等方面，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道安禪法的特點，主要可分為兩點：

　　　１．以大攝小

　　在談論「以大攝小」之前，首先，必須對「大乘」、「小乘」的區分作出定義，才能作進一步的探討。周伯戡在其論文中曾指出：

　　我們目前所見最早的經錄是第六世紀初期，僧佑所編纂的出三藏記集。此書並未採用大乘、小乘的經、律、論架構作為佛教典籍分類。（中略）這反映出大乘思想在第六世紀初期，並未主宰中國佛教。 所以我們可以說，出三藏記集所保留的早期中國佛教資料是不含教派偏見的。[10]

　　以《出三藏記集》為證，說明中國在六世紀以前沒有教派偏見。不過，由經錄的沒有區分大小乘（指高下的價值區分）。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六世紀之前，並沒有「小乘」、「大乘」的語詞。只不過這「小乘」、「大乘」語意指涉不同，在《出三藏記集》中所言的「小乘」，是就歷史發展而指接近原始佛教的名之為「小乘」，而不帶有判教的色彩（這是因為僧祐本身的師承是屬於有部），而相對於「小乘」被名為「大乘」的內容則較為複雜，包括了部派時期的論典，以及大乘三藏。[11]

　　不過，在更早漢末的中國譯典中，卻表現出另一種大小乘觀。在竺法護（在中國活動的時間由西元266 年至 308 年）的部分譯本中，可以發現立於「大乘」而帶有貶抑、嚴厲批判「小乘」的語詞。[12]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早期的中國佛典的傳譯或經錄中所表現的大小乘觀，是有二派的。並不是一味地如後人所認為隋代法經以後以判教立場區分大小乘之意義。

　　而道安在〈十二門經序〉中，以此經修聲聞禪定之結果，直認取為大乘禪，說：「凡學者行十二門……，始入盡漏，名不退轉，諸佛嘉歎，記其成號。」說此禪法為三乘（聲聞、緣覺、菩薩）所共之大路，又說「行斯三者，則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則知所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則知所以度人也。」暗示了將《十二門經》視為大乘經的看法。[13]而此經，實際上在法經以後的經錄，是被收在「小乘經」類的。[1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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