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東晉末年隱居於廬山的慧遠法師（334AD－416AD,一說卒年為417AD），所以在中國佛教史上聲譽著稱，或可說有二個主要的原因，一是因為他被後世的淨土宗推尊為初祖，二是他曾與早期來華的譯經大師鳩摩羅什（Kuma^raji^va ，344AD－413AD，一說350AD－409AD）有過精采的對話，並被後人輯錄為《大乘大義章》，而弘傳於世。

　　不可諱言，就晚近的淨土宗教史的相關資料中，幾乎皆可見到東晉末的慧遠被推尊為初祖的記載，但是，這樣的說法，最早要在中唐以後，才可見到相關的文字記載。[1]有關慧遠被追溯為淨土宗初祖，為後人之推尊，非慧遠當時即有意開宗立派。若姑且不論慧遠與淨土宗的關係究竟如何，僅就他們之會被後人繫聯起來而論，其中恐有值得玩味之處。

　　實際上從慧遠作品中所談到的禪淨思想而論，其所據經典，並非如後世淨土宗依於「三經一論」（曹魏康僧鎧譯《無量壽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阿彌陀經》一卷、劉宋．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一卷及元魏．菩提流支譯《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一卷）而闡發的。因為，就思想所據之經典的譯出方面，在慧遠當世，後世淨土宗所依的這些經論尚未完全被譯出；其次，就思想方面，後世淨土宗思想的奠基者曇鸞，其特別強調彌陀本願的他力救濟觀，與慧遠強調自力的般舟三昧禪觀，顯有不同。

　　此外，在目前最早輯撰慧遠資料──梁朝僧祐所撰寫的《出三藏記集》以及稍晚慧皎輯撰的《高僧傳》中，有關慧遠生平事蹟的記載裏，曾記述在東晉安帝元興元年（西元402年）七月廿八日，慧遠與劉遺民及弟子們等僧俗一百廿三人，於廬山般若精舍阿彌陀像前，結社念佛，朝夕惕勵，共誓往生西方，慧遠並命劉遺民作誓文之事。誓文全文內容，同時也收錄在慧遠的本傳之中。此事蹟值得注意的有二點：一是提到「念佛」，特別是念阿彌陀佛；二是「念佛」與往生西方淨土關聯在一起。這兩個線索，是提供我們瞭解慧遠禪法的淵源及其思想的重要線索。依前人的研究，由現存慧遠相關的作品，以及他與時人的討論中所談到的禪法及禪觀而言，推論出慧遠禪法主要根據的經典是《般舟三昧經》。而這部早期在中國譯出的禪典，確實對後世禪法的影響很大。依陳敏齡小姐之研究，後世淨土三經，在見佛往生等相關用語上，都與《般舟三昧經》有類似之處。[2]因此，若論者由此點來說慧遠與後世淨土宗之間，仍有部分關聯，似亦無不可。

　　其次，後世常將慧遠請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在南方廬山譯出的《禪經》與鳩摩羅什（Kuma^raji^va）在長安道場所譯的《坐禪三昧經》等禪經相對應而論，使得南北方禪觀似乎也因此對稱而有了比較性。不過，部分前人佛教史依中國早期所譯出的禪典，將中國早期的禪觀區分為主要的二個系統：安世高重禪數的小乘禪，及支讖重視禪智的大乘禪。而慧遠的禪觀，有時被區分為小乘禪一系，有時被歸為大乘禪一系，定位時有不同。

　　因此，本文即基於前述問題意識，期探求作為傳說中淨土宗初祖的廬山慧遠法師，其禪觀在早期中國的佛教禪觀中的定位及特色。本文擬由慧遠禪觀的淵源為進路，來探究慧遠的禪觀定位及其特色。

（二）前人研究成果略論

　　在談前人研究成果回顧之前，先將本文中「禪法」及「禪觀」兩個相關的概念作些界定。首先是「禪法」，依一般佛學辭典之定義，廣義地說，指禪那（梵語dhya^na）之法門。禪那，意譯為靜慮，思惟修習，功德叢林等，則「禪法」一詞可以解釋為以靜慮，止息他想，將心專注於一處之修行方法，亦泛指一切「禪定」的方法。「觀」（梵語 vipas/yana^，音譯毘鉢舍那，毘婆舍那），指以智慧修習觀想真理的方法，「禪觀」一詞，即指依觀想真理或對象而達致開悟的種種觀法。

　　在近人的研究當中，對慧遠禪觀的基本立場，有三種不同觀點：其一，認為慧遠的禪觀屬於小乘禪觀，其二，認為慧遠的禪觀有前後期轉變，其三，認為結合了大小乘禪觀。除此三種觀點之外，也有介紹慧遠禪法，而不對慧遠禪觀的立場下評斷的。

　　第一種，認為慧遠禪觀屬於小乘禪觀的如呂澂先生，其一貫的看法認為：慧遠的基本思考方式是屬於小乘部派的思索邏輯，所以最初接受了安世高以來的小乘禪觀，及有部、犢子部的承認極微實有的論點，所以對《般舟三昧經》所說的大乘禪法不能完全地理解。[3]

　　第二種，如安藤俊雄先生在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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