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慧远形象的变迁

 　　                                                     ---- 韩 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

　　提 要
　　慧远是江南佛教走向兴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从东晋到唐朝，南北文化从各自发展走向统一，慧远在南方的佛教活动及其思想如何被北方社会所接受，并获得尊敬，对于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崇高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
　　关键词 慧远 佛教 江南 庐山 形象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艰涩难懂的宗教哲学、异国之说，到迅速融入中国社会受到普遍尊崇而成为主要的宗教信仰，完全得益于早期高僧大德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庐山慧远大师开创佛教教团，在领悟和吸收印度佛教精髓的同时，将其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深奥难懂的印度佛教教理教义，用轻松活泼的优雅言辞、切实易行的方式，开启人们的心灵，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础。
　　中国早期佛教的传播，北方盛于南方。三国时期，康僧会到江南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公元248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1可知佛教在江南尚属鲜见。经过数十年大德高僧惨淡经营，到东晋．慧远时，『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2江南佛教还很不完备，难以同北方相比，故南方高僧，多向往北方，甚至慧远的姑姑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3慧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庐山孜孜不倦地阐扬佛法，创立教团，极大地改变了江南佛教的面貌，甚至能够和长安佛教分庭抗礼，贡献殊伟。慧远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到唐代为止，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虽然南方在文学等方面一度超越北方，但是，当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北方重新获得了文化中心的地位，因此，作为宗教史上领袖人物，其学识与地位必须获得全国的公认，尤其是得到北方的承认。显然，从东晋以后到唐代慧远形象的变化对于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本文拟就此略作考察。
　　一
　　慧远出身冠族，俗姓贾，雁门楼烦人氏。从小知书达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老庄之说。后来，他拜道安为师，从其受业出家，成为道安的弟子，并随侍道安法师左右。道安是佛图澄的弟子，乃名振朝野的大德高僧，京城流传『学不师安，义不中难』4。道安法师首先将各种零散佛经总集编撰经典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写成《经录》，从此众经有据，学佛有方。同时，道安法师还穷览经典，钩深致远，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安般》等诸经，为完整解释佛典，顷其所学，寻文比句，一一甄解疑难问题，撰写著作多达二十二卷。道安法师的论著，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开创诠释佛教经典的先河，是最早编撰中国佛经目录的大师。慧远就是在这样的名师门下受业，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在道安法师眼里，慧远才智过人，是可以造就为栋梁的人才，乃佛教兴旺所寄。目睹慧远焚膏继晷如饥似渴地研读佛典，道安喜悦道：『道士诚知人矣！』5在大师的指导下，慧远遍览众经，游刃三藏，精通佛典，机鉴遐深，无生实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对色空慧之秘，缘门寂观之要，无微不析，无幽不畅，志共理冥，言与道合，为佛教在中土的普及和创立净土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慧远二十四岁开始为信众讲经释法，以其深厚的中国儒、道学养，让佛教容易为世人所教授，他援引士人熟悉的《庄子》的『无』思想，格义诠解佛教，比喻生动，令惑者晓然，融会贯通。道安见此情景，深感欣慰，说道：『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道安大师门下数百人，大师唯独对慧远另眼相看，认为『吾道行者，惟此人焉』，6对他寄予厚望。当襄阳沦陷，道安被当局留住不许离开时，为弘扬佛法，道安遣门下众徒分赴各地，各随所之。临行前，道安将诸人叫到跟前，津津教导，叮咛再三，唯独对慧远不发一言。慧远不明师意，跪在道安身前说道：『独无训勖，惧非人例。』道安却对他说：『如公者岂复相忧。』 7可见信任之深。
　　慧远出道之后，名声日高。首先，在佛教家同辈僧众眼里，慧远以学识渊博著称，令人敬畏。据说有一沙门欲奉献竹如意给慧远，因不敢面呈而悄悄放下，默然离去。当然，也有年少气盛的法师如慧义者，不信慧远的佛学造诣深厚，想在慧远弘法时发问，试探他是否果真出众，没想到走近慧远竟然心悸身颤，汗流浃背，不敢发问，亲耳聆听慧远演《法华经》后，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感叹道：『此公定可讶！』8北方释教领袖鸠摩罗什门下四圣之一的僧肇，『制四论，合为一卷，曾呈庐山远大师。』9可知慧远博学，已为北方所知。
　　在北方，慧远的学识颇得认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国人关心的是长寿，追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所以，修行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在玄学盛行的时代，这种思想尤为显著。然而，慧远从自己对于佛学的感悟中，提出完全不同的想法，认为：『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法兴论》，指出：『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他的思想，与佛教的涅盘说暗合，《方等般泥洹经》卷二就说涅盘常住，意即涅盘之理通彻三世而常存，圆遍十方而常在。慧远的认识与佛说相合，令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大为诧异，感叹道：『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慧远就是凭其过人的聪颖和学识而得到北方佛教领袖的认同的。通过对佛教义理的切磋讨论，慧远得以结识北方佛教领袖，书信往返，结下友情，慧远的名声也在北方传播开来。
　　慧远虽然身处偏僻的庐山，但他十分重视同北方乃至西域入华僧人的交往，关注西域高僧进入中国的情况，通过他们获得最新的佛经和教界信息。每逢西域僧人到中国传法，他都恳切谘访祈请。晋．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慧远获知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入关，便请他来庐山。僧伽提婆是位博识众经的高僧，可背诵出多部经典，慧远与他共同磋商，一起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及《三法度论》，亲自写序阐释经典概要，所以禅法经戒皆出自庐山，此类经典多达近百卷。当时有弗若多罗来到关中，诵出《十诵》梵本佛经，可惜就在鸠摩罗什将此经三分之二译成晋文时，弗若多罗不幸去世，令慧远扼腕不已，后来听说昙摩流支来到秦国，慧远特地派遣弟子致书祈请，请他在关中背诵出余下部分佛经，使得《十诵》经完好无缺。当时有西域来僧鸠摩罗什入关传播佛教，鸠摩罗什是位博学叡智，精通汉文的大德高僧，他带来许多佛经并着手翻译，慧远与他书信往来频繁，相互交换佛学和译经心得，谈经论道，互致敬意。这样的交往相当频繁，『每逢西域一宾，辄垦恻谘访。』10高度关注甚至亲自组织佛经翻译，使慧远始终居于南方佛教的前端，促进其发展，同时，也获得北方僧人的尊重。『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兹土者，远之力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11
　　来自西域的高僧是北方诸国争夺的人才，受到国王的礼遇，经由他们之口，慧远的事迹自然也传入北方当权者的耳中。例如后秦国王姚兴礼聘鸠摩罗什、僧肇等人大量翻译佛典，由于久闻慧远大名，钦佩他的才思，故殷勤致书，还派人赠送龟兹国细缕杂变像给慧远，以表敬意，《大智度论》翻译出来后，他亲自写信给慧远请序。慧远见《大智度论》文句繁广，不便于初学者学习，于是重新摘取经中精要，撰成二十二卷，并写就《大智论抄序》，方便了信众修习。晋．安帝也仰慕慧远风德，曾下诏对其表示敬意。由此可见，慧远善缘之广，在南北朝廷均享有崇高声望。
　　慧远法师相貌堂堂，神韵严肃，脸庞方陵，见到他的人会肃然起敬。魏晋时代，随着玄学兴起，个性解放，审美意识高昂。相貌清俊，威仪庄严，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是士人成名的重要条件。这四个方面，慧远都具备。而且，他也和士人一样，对《老》《庄》颇下功夫。魏晋玄学，谈论的就是《老》《庄》和《易》，号为『三玄』，慧远精通于此，故能与东晋士林广泛交游，深受崇敬。而且，他还能援玄释佛，『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12从这段记载看来，慧远俨然是玄谈高人。在对美感的神韵极为重视的时代，慧远形神俱佳，无疑对他大有帮助，不容忽视。
　　在一般世人眼里，慧远是位德高望重，精通佛理，为民排忧解难，带领众生往生净土的活菩萨。慧远在庐山创建东林寺，营造龛室，广集佛典，每日亲自执经登坐，讲演不断，讽朗畅颂，多有灵验，令信众身心解脱，豁然清静。一时间，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为慧远的学识名望及个人魅力所倾倒，不少饱学之士、官宦弟子、权要人士纷纷抛弃荣华富贵，告别官场，告别尘世，聚集到慧远身边，潜心向佛，成为慧远创建净土教的坚实基础及后盾。
　　魏晋时代，是中国佛教极其重用的转折时期，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佛教遇上了很大的发展机遇，国家官学崩溃，统治体制瓦解，社会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这时候，以拯救社会民生为号召的佛教，从精神到物质方面均展开了深入的救助活动，人人皆可成佛，向往西方净土等，对广大社会民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广泛活动于社会底层的僧侣，深入乡村，修路造桥，救死扶伤，超度亡灵，使得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佛教在中国社会深深扎下根来，到南北朝动乱结束之后，佛教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比魏晋南北朝前后佛教迥然不同的境况，即可了解这个时期对于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慧远在庐山所作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不但与上层社会广泛交游，更同基层民众有密切的关系，他创建的僧团组织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他自然成为南方社会信仰的人物，这对于其后慧远形象日渐高大完美，影响至深。
　　创建在山清水秀、人间稀至、丛林茂密的庐山东林寺，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不少达官贵人仰慕慧远，争相目睹慧远风采，希望能够与之谈经论道。曾任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等官职的东晋名臣殷仲堪，趁逗留荆州之际，慕名专程拜访慧远，共论《易经》等。殷仲堪属名士，堪能清言，善属文，据说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他拜见慧远后，不禁感叹到：『识信深明，实难为庶。』13对慧远十分尊敬。卢循是司空从事中郎谌之的曾孙，善草隶弈棋之艺，曾被朝廷封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慧远与卢循的父亲曾同为书生，卢循取孙恩的妹妹为妻，后孙恩叛乱，与卢循合谋。孙恩生性残忍，他死后众人推卢循为主，率众征战，曾一度逼近首都。卢循据江城时，尽管战事紧张，仍专程到庐山拜会慧远。卢循双眸清澈，瞳子四转，显得精明能干。慧远有识人之明，一见面即知此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14但慧远仍与之怀旧，时有僧人对慧远说，『循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慧远不为所动，回答说：『我佛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为惧。』体现了佛教游离于政治之外、众生平等无二的精神以及一代宗师的宽厚胸怀。后来宋．武帝追讨卢循，设帐住扎桑尾，其身边的人对宋．武帝说，慧远长住庐山，与卢循交情很深，宋．武帝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人送书给慧远，以表敬意，并且遣送钱米等物。15还有豫州刺史桓伊深敬慧远风德，在庐山东面为其建造房殿，为东林寺的创立打下基础。历任中军长史、黄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进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监加散骑常侍，官至领司徒兼太保的王谧，也十分钦佩慧远的学识风德，书信往返，共同探讨人生哲学。特别是身居高位的王谧在沙门是否致敬王者的问题上，坚定不移地支持慧远，多次上书朝廷为之辩护，坚持认为沙门不应致敬王者，在其留下的文集十卷中，就有《沙门不拜俗事》一文，为弘扬佛法做出很大的贡献。
　　慧远入住庐山之后，三十多年来，远离繁华，苦修佛道，每每送客常以虎溪为界，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一律平等对待，以其对佛教的亲身实践，感化信众。历任都督交广二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后官至丞相，自署太尉，封楚王并篡登帝位的桓玄，在征讨殷仲堪途经庐山时，要慧远步出虎溪相见，慧远称病不肯，桓玄只好自己入山拜会慧远。其手下劝说桓玄道：『昔殷仲堪入山礼远，愿公勿敬之。』桓玄不予理会，拜见慧远后，尊敬不已，感叹慧远为其生平所从未见到过的人，登上帝位后，还苦苦邀请慧远出山任职，慧远坚辞不就，令他无可奈何。桓玄曾打算抑制僧徒，慧远致书辩论，申明佛教要旨，撰写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一论在家，二论出家，三论出求宗不顺化，四论体不兼应，五论形尽神不灭。着此五论，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于王者，阻止朝廷抑制佛教、令沙门致敬王者的做法。在慧远三番五次的申辩以及王谧等众多影响力大的护法信众支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书信辩论，桓玄被迫发布了《许沙门不致礼诏》：
　　门下：佛法宏诞，所未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宜尽谦光，且当宁从其略，诸道人勿复使致礼也，便皆使知闻。16 这场斗争终于以不敬王者而告终。而且，桓玄还在整顿寺院僧侣中，特别对慧远及其所在的东林寺予以照顾。
　　由于慧远孜孜求法，使得『禅法无闻，律藏残缺』17的江东，得以具备佛典，功莫大焉。慧远不愧是江东佛教界的领袖和奠基人。
　　慧远的声望，在生前就已隆重。从其经历交游来看，他在僧俗两界，各个阶层，都受到崇敬。他的事业，涵盖出世入世两个方面，贯通义理与修行，为江南佛教作前导，以高尚品格为楷模，把清新的佛教灌输于士人阶层，给思想界注入活力。其佛学思想未必是最高的，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广泛深入的社会认同，是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人物而流芳百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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