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有时并不能真正积功德，反倒鼓励不肖商人捕捉野生动物，甚至破坏山林的生态。我们何不从放生到护生，一起来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呢?

北投佛教文化馆与农禅寺，把信众捐来作为放生的钱共一百三十万元，转请台北市立动物园兴建了七座鸟园，专门收容为人弃养或遭人伤害的稀有鸟类，这些鸟园叫做“护生鸟园”。

我读到这个报道，忍不住喝彩，佛教界千余年来讲“放生”，已经成为积习难改的行为，由于放生积功德的观念，鼓励了那些不肖的商人捕捉野生动物来卖给佛教徒，动物在捉放之间吃尽苦头，甚至横死山林。也由于放生，放鸟则破坏山林的生态，放鱼则破坏河流的生物链，非但被放的鱼、鸟、乌龟不能得救，反而害了山林河流里原住的动物。又由于被放生的动物都是繁殖畜养，根本没有野生的能力，每次有佛教徒放生就尸横遍野，令人不忍卒睹。

放生已经成为环境森林破坏的大问题。我的弟弟从前住在阿里山，他说阿里山是佛教徒放生的热门地区，放生活动几乎五日无之，每回放生法会过后，佛教徒呼啸而去，留下满地的鸟雀，或挣扎死去，或奄奄一息，或成为野猫野狗的食物，连非佛教徒看到那种“惨烈”的画面都会落泪，搞不懂为什么慈悲的佛教徒竟有如此无知野蛮的行为。

我也曾问过许多环保专家、生物专家，谈起佛教徒的放生行为，他们也都表示，在山林溪流胡乱放生是愚蠢的行为，对环境与生物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前，我也时常参加放生活动，虽然眼见许多动物当场死亡，有些师父告诉我们：“它们是当场得到超度，转生善处了。”我心里虽然有许多疑惑，但也曾想：放生最可贵的不在行为，而在慈悲之念，如果人有一念之仁，放生的功德就圆满了。

后来我逐渐发现，我们佛教徒讲放生，大部分不是为了真实清净的慈悲之念，而是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例如我们平常并不做慈悲的事，一旦事业不顺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发财了想做一点功德，也去放生；于是无数的生灵成为我们功德的筹码，我们以鸟、兽、虫、鱼的生命来作为我们自私的赌注。久而久之，很慈悲的放生行为竟成为生命的悲歌。从慈悲变成悲哀，从“一念之仁”到“一念之私”，想必是佛教徒所不愿见的。

现在，我们到全省各地的水库，几乎在水库旁边都有整条街在卖“活鱼三吃”，一天要宰杀几吨的活鱼，有一次我问鱼店的老板：“这水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活鱼呢?是不是从外地市场运来卖的?”鱼店老板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他说：“怎么不会有呢?我们这水库的上游，常常有佛教徒整卡车整卡车的载鲤鱼来放生呢!”
　　弟弟告诉我，在阿里山也有许多人架鸟网，以捕捉那些放生的鸟类维持生活，如果抓到那还活蹦乱跳的小鸟，就再卖给人放生，如果抓到奄奄一息，甚至死亡的小鸟，就卖给山产店烤小鸟。

这是放生所带来的实情，却很少人去思考。更严重的是环境的破坏，放生的人大概都假想鱼鸟在河海森林都可以活得很好，其实不然，我们可以想像把数万只猪牛鸡鸭放到山林的情景，就可以知道，长期被人类豢养的动物根本早就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使它们能够存活，也会使环境失衡，从前福寿螺、巴西龟、食人鱼对环境的破坏可为殷鉴。

放生行为带来的缺失既是罄竹难书，而放生的利益只是为了自私的功德，为什么佛教徒还如此热衷于放生呢?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取代放生呢?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对放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呢?

我觉得北投佛教文化馆与农禅寺提倡的“护生”，就比放生更有意义，可以取代传统放生的观念，鼓励佛教徒一起从事惜生、护生的工作，比放生的行为更重要，当然也更有功德。推动以护生代替放生的圣严法师说：佛教一千多年来提倡放生，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鼓励大家不要滥捕、滥杀。可是，在今天的社会，放生已变成是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

例如三年前我们还在放生乌龟，每次抓到的乌龟，身上都刻了好多字，不知被人家放过多少次了，在被人抓抓放放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生态不对的话，会死掉—部分。鱼也有相同的情形。鱼类原属于自然界的，但现在有许多是人工培养的，人工养的鱼再放回自然界去，一定会死掉，而且会对当地的水造成污染。

鸟类也是。过去我们买山产店的鸟回去放生，甚至现在每年佛菩萨生日、纪念日的时候，很多寺院仍然会举行放生。于是在放生日的前几天，山产店就会派出很多人到中南部去捕鸟，抓了再送到台北的寺院门口，卖给佛教徒放生。这种行为不是在放生，而是在杀生。根据专家研究，这种把自然界的鸟抓来再放生，一百只鸟中，存活只有三十只，甚至会低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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